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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部


化工产品质量责任实施细则

1986年9月1日，化工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的精神，为分清化工产品质量责任，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化工产品质量是指国家有关法律、条例、化工主管部门发布的质量规定以及技术标准或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化工产品应有的实用、寿命 可靠、安全、经济等特性的要求。
产品质量责任是指因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要求，给用户造成损失后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条 化工标准化部门负责制定化工产品的国家和专业（部）标准。国家标准应不低于国际标准水平，国家和专业标准可以分等分级。企业要制定高于国家或专业标准的内控标准，并执行物价部门按标准等级实行按质论价的规定。
第四条 化工产品的生产、储运、经销企业必须按照本细则的规定，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第五条 各级化工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测中心要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产品进行监督，维护用户的利益。
第六条 化工产品的说明书、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单、优质标志、认证标志等，都是产品质量的一种承诺，应当和产品的实际质量水平相一致。
第七条 所有化工生产、经销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下列规定：
（1）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和销售（第二章第十三条的情况除外）；（2）不合格的原材料、零部件不准投料、组装；（3）国家已明令淘汰的产品不准生产和销售；（4）没有产品质量标准、末经质量监验机构检验的产品不准生产和销售；（5）不准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伪造商标、假冒名牌；（6）不得用搭配手段推销产品。

第二章 化工产品生产者的质量责任
第八条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包括与国外合资企业〕的经理、厂长，必须对本单位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质量方针政策，对本单位生产的化工产品质量是否适应技术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要求，负主要责任，个体生产者对自己生产的化工产品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所有化工企业，必须从市场调查、科研、设计、原材料进厂、试制生产、成品检验、包装运输、出售、甚至售后的技术服务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建立严密、协调、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使全厂各个部门所有职工都要明确质量责任。
企业必须保证质量检验机构能独立行使监督、检验的职权，严禁对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十条 所有化工产品生产者，都应力求通过加强管理和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满足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
第十一条 出厂的化工产品，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产品说明书，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主要化学组成、性质、失效时间、新执行的技术标准编号、用途、储运注意事项、一般用法、生产厂家等，对于直接供消费的有毒、易爆、易燃化工产品，应该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二）具备包装的产品，每件包装上必须附有产品标签，内容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或型号、生产批号、日期、失效时间、生产厂家、使用商标、毛重和实际重量，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优质产品必须有标志。
国家颁发生产许可证的产品，还必须有许可证的批准编号、批准日期和有效时间。
（三）对于易碎、防潮、不准倒置、有毒、易燃、易爆或有其它特殊要求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计量等法规的要求，并具有符合产品特性和安全要求的包装。有明显的储运注意标志。
对于用户自备的包装，生产厂家必须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检查、维修和处理，并对其负责。生产厂家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十二条 在产品保证期内，发现质量不符合第二条要求时，如属生产者的责任，则由生产老实行三包：包换、包退、包赔经济损失。
产品通过经销者出售时，必须和经销者签订合同，明确责任和信息反馈方式。
第十三条 达不到国家的有关标准规定等级，仍有使用价值的“处理品”，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降价销售，在产品和包装上必须标出显著的“处理品”字祥。
违反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计量等法规要求的产品，必须及时销毁或作必要的技术处理，不得以“处理品”流人市场，

第三章 产品储运者的质量责任
第十四条 化工产品多数具有有毒、易燃、易爆、腐蚀等特点，储运者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安全规定，保证相应的仓储、运输和装卸条件。
第十五条 储运者应对承储、承运和装卸的化工产品质量负责，防止降低产品质量。在储运装卸过程中，必须按产品特性和包装上规定的要求，保证储运装卸质量。
第十六条 认真执行产品承储、承运、装卸交接制度。产品交付用户时，要和用户共同对产品的储运服务质量进行交接验收，明确质量责任。由于储运装卸措施不当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承储、承运、装卸者负赔偿责任。由于委托储运者没有提出明确要求而可能造成的储运事故，由委托者承担责任。

第四章 产品经销者的质量责任
第十七条 经销者出售的产品，必须符合本细则第七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经销者应具备满足经销化工产品所要求的仓储条件，以保证经销的产品不降低质量。否则，由此而产生的质量问题，由经销者负责。
第十九条 经销者对所经销的化工产品进行分装、拆整零售时，必须保证不降低产品质量。否则，必须对所引起的质量问题负责。
第二十条 经销者应熟悉所经销的化工产品的实用特性、安全特性等产品质量基本知识，按与生产者签定的合同规定，对储运质量验收，及时把不合格产品退回生产者或储运者，或处理对用户的三包，为用户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

第五章 产品用户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一条 用户必须按合同条款、国家法律、条例规定和技术标准，认真验收产品，在产品保证期内，不符合本细则第二条规定的产品，要及时退货或依法要求赔偿。
第二十二条 用户对购进的化工产品，必须进行妥善的维护保养和存储．以便不降低产品的实用、安全等质量特性。用户必须按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化工产品，否则由此引起的质量问题或其它事故，由用户自己负责。
第二十三条 用户有义务把产品在使用中的技术经济状况、质量信息和要求，及时向生产者或经销者反映，帮助他们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服务质量。
第二十四条 用户因使用不当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并故意转嫁质量责任、影响生产者或储运者声誉的，应追究其经济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第六章 化工主管部门的质量责任
第二十五条 化工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修改化工产品质量责任实施细则，组织制定化工产品的质量标准，组织检查所属单位的质量保证措施，监督所属单位保证产品质量，履行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化工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行政手段，干涉所属企业择优选购，不能强令所属企业承担缺乏质量保证条件的任务。否则，对由此造成的质量问题和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十七条 化工主管部门应为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促进企业不断提高化工产品质量，满足用户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七章 产品质量的监测
第二十八条 各化工产品质量监测机构，要按国家和化工部有关规定，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对化工产品质量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抽查，并定期公布抽查产品的质量状况。企业必须如实提供抽查样品，并在检测手段和工作条件方面提供方便。
除国家已有规定外，质量监测机构抽查产品，不准向企业收费，以保证监测机构的公正性。质量监测机构所需要的技术措施费用和检验费用，按实际需要由国家或地方财政拨款解决。
第二十九条 部级以上的化工产品质量监测中心，有权受理和仲裁用户提出的化工归口产品的质量检验问题。
第三十条 质量监测机构对产品质量的检验数据应负法律责任，检验数据和结果应以正式文字材料通知涉及的双方和主管部门，如弄虚作假、偏袒一方，应予严肃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化工产品质量实行社会性监督。用户可以向产品生产、储运、经销企业提出质量查询。有关社团组织可以协助用户参与质量争议的调解、仲裁，支持用户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章 产品质量责任的争议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产品质量责任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各级化工主管部门调解处理，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凡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化工产品质量责任争议时，质量责任确系生产或经销、储运单位时，责任者应受到加倍处罚。
第三十四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质量责任的仲裁请求和起诉。应从当事人知悉或应当知悉权益受损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产品质量责任方愿意承担责任时，不受时效限制。

第九章 罚则
第三十五条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达不到相应的标准，主管部门应令其限期整顿，在整顿期间酌情扣发企业负责人和职工的奖金、工资。进行整顿仍无效者，主管部门应令其停产或转产，直至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销、储运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主管部门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以行政处分，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全部非法收入，并观其情节轻重，处以相当于非法收入的15％至20％的罚款，直至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一）生产、经销掺假产品、冒牌产品，以“处理品”冒充合格品；
（二）生产、经销隐匿厂名、厂址的产品；
（三）生产、经销没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的产品；
（四）生产、经销国家已明令淘汰的产品；
（五）生产、经销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而到期末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
（六）生产、经销用不合格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组装的产品；
（七）生产、经销、储运违反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计量等法规要求的产品；
（八）经销过期失效产品。
罚款或没收的非法收入全部上交国家财政。
第三十七条 在质量监督抽查中发现生产和经销企业有第三十六条中列举的行为时，由同级主管部门按第三十六条规定处理。对于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由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就地销毁或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并令生产、经销企业在限期内追回已售出的不合格产品。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质量检验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或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工作
人员徇私舞弊的，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特别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由于产品的质量责任，造成用户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上述处罚，不免除产品质量责任方对用户承担的产品包修、包换、包退、赔偿
实际经济损失的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各化工主管部门根据本细刚的规走制定实施办法，进出口化工产品按进出口商品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民、集体所有制化工企业，并适用于化工个体工商业经营者以及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外资化工企业。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由化学工业部生产综合司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赔偿责任

马怀德

国家赔偿因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侵权行为所致。然侵权行为又有执行职务与非职务，故意过失与无过错之分，因而，在什么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什么情况下国家承担责任，国家责任与公务员责任有何关系等问题值得探讨。

在许多国家，由于存在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之分，因此解决公务员行为造成的损害也出现了几种途径：一是要求公务个人负赔偿之责；二是要求国家与公务员连带责任；三是国家负赔偿责任，公务员对受害人负责。
一、公务员个人的赔偿责任

这里所指的"公务员"既包括领取薪金的正式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受国家机关委托执行公务的个人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人员。简言之，凡依以法律或委托从事国家公务或协助公务的人员，均在此列，但不包括假冒公务员从事公务的犯有欺诈行为的个人。公务员承担个人赔偿责任分为几种情形：

1．凡从事与国家公务无任何关联的纯私人民事行为造成损害的，公务员须负个人侵权赔偿责任，如税务管理员与邻居打架的致人伤害，国家机关司机为家人运货撞伤他人等均属之。
2．与执行公务无关的个人犯罪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由公务员个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公务员犯有杀人、诈骗、盗窃之罪造成他人损害的，均由个人赔偿。

3．公务员执行公务时犯有个人严重过错造成损害时，一般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个人过错"概念源自法国，与公务过错相对。指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恶意行为或重大疏忽，超出职权范围的行为。[1]个人过错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中，一是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以外的行为，称为与行使职务有"客观上的脱离，"的行为，实际上指前两种情况。此种情形由个人负责较容易理解。二是个人过错发生在执行公务中，通常因公务员的某种缺陷、一时冲动和疏忽大意而产生，称之为与行使职务有"主观上的脱离"。如执行公务时公报私仇、蛮横无理甚至付诸武力。[2]而主观脱离性过错又有两种：一种是公务员有个人目的，在行使职务中谋取个人利益，或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另一种是公务员行为的性质已不属于应有的范围，如警官执行公务时，粗暴殴打他人，管教人员辱骂在押人犯等。在美国、新西兰，对于公务员的殴打，诽谤，恶意引起的侵权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公务员个人承担。[3]

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具有两类特征：第一是公务员行为与公务无关，即使有关，也须以公务员有故意，恶意为条件。在执行公务中，无任何过错或只有过失而无故意的，个人一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对公务员作为自然人的纯个人行为：犯罪行为；公务执行中的个人过错行为，受害人依以民法请求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一般不得依以国家赔偿法向国家请求赔偿。
二、公务员与国家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责任是特定情形下，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共同承担赔偿义务的赔偿方式。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有二种，一是国家机关过错与个人过错难以区分，为了便于受害人获得赔偿，法律一般规定可以向国家和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中的侵权行为出于故意，被害人有权既向国家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我国台湾省的规定。

连带赔偿责任的根据来源于二种理论，一是代位赔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作为雇主，必须对雇员（公务员）执行职务上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受害人可以向国家或公务员个人任何一方请求赔偿。二是法人赔偿责任论，该理论则主张，国家作为机关法人，对于其董事及职员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的损害，与该行为人负连带责任。二种理论就赔偿责任的归属而言是大体相似的，无大区别，只是前者是责任比后者范围要窄，即雇员所负连带责任，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免责。条件是：只要雇主能够证明在选用受雇人、监督受雇人执行职务方面已尽相当的注意，或尽管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的，国家可以免除赔偿责任。而法人责任则不存在免责问题，即对于有法定代表权的公务员执行公务造成的所有损害，国家和公务员均负连带责任，国家不得以在选任或监督公务员时已尽相当注意为免责理由。

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通常是允许受害人向侵权行为人公务员或其所属的机关任何一方提出赔偿请求。在法国，提出这种赔偿请求必须以请求对象为标准区分请求的机关。如果是以职务过错为由，可以向行政法院起诉，要求国家赔偿损失；如果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则向普通司法法院提出，要求行为人赔偿损失。当然，法国对公务过错与个人过错的合并责任经历了一个由不承认到承认，由窄到宽的过程，开始时并不承认合并过错责任的存在，而认为，行政责任与个人责任不能合并。后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受害人利益，最高行政法院放弃了原来的主张，通过昂盖案和勃蒙尼耶案的判决，确认了合并过错与合并责任的存在。认为受损害公民既有权起诉有过错的公务人员，又有权起诉行政机关，任何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被害人的起诉权，也不能借口被害人行使了其中一次起诉权而不受理另一次起诉。[4]1949年后，合并责任有了新发展，即行政法院对"与公务有一定联系"作了扩大解释，主张损害虽发生于公务之外，但它是因公务赋予的工作造成的，国家就不得推卸其赔偿责任。如一名治安守卫者，在下班后擦试枪支不慎走火打死另外一个人，虽发生于执行公务以外，但佩带、保养枪支，则是职业所需，国家与个人合并负此责任。只要个人过错"未丧失与公务的所有联系"，合并责任就自动产生。

就方便受害人获得赔偿而言，先向国家请求赔偿显然有利，因为多数情况下，公务员个人无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且公务员过失越大，愈严重，损害也愈大，受害人得到的赔偿机会也越小，而向国家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不存在机关无力支付的问题。就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保护公务员积极性而言，如要求受害人只对有个人过错的公务员请求赔偿，国家不负连带责任，则容易挫伤公务员工作热情，使其陷于频繁诉讼，患得患失，萎缩不前，反而影响其工作，有害于整个社会利益。因此，虽然国家机关与公务员个人可能发生连带责任的情形，但更多受害人愿意选择国家为赔偿义务主体，这已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趋势。
三、国家的偿赔责任

国家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之后，也不再追究公务员的责任，这类赔偿发生在无过错或只有公务过错而无个人过错或轻微过错时；另一类是国家赔偿受害人之后，还可要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这类赔偿则发生在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错情形下。

纯公务行为造成的特别损害一般由国家单独赔偿，如冤狱、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公共征收造成的损失等；纯公务过错造成的损害，则全部由国家赔偿，公务员个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在证据不足情形下非法拘留公民后被证明为错误的；纵使公务员个人有一定过失，但显著轻微，不宜由公务员个人承担责任的，由国家赔偿，如公务员强制传唤受害人时，因疏忽未关好囚车门，受害人跳车逃跑受伤致害的，国家应负赔偿责任，但公务员个人不负赔偿责任。受害人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向个人请求赔偿。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冤狱赔偿均承认即使公务员无过错，国家仍须负赔偿之责。

国家单独负赔偿之责的另一种情形是即使公务员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过失，但受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只能向国家请求赔偿，不得直接向公务员请求赔偿。如德国基本法第34条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日本、美国的刑事补偿责任，就属于这一类。瑞士联邦政府对受害人负直接赔偿责任，而国家公务员不负赔偿责任，如公务员的行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存在联邦政府可追偿。[5]
四、我国赔偿责任的立法取向

我国国家赔偿与公务员个人赔偿在立法界线上是基本清楚的，但由于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仍有商讨余地。《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显然，民法通则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公务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未明确区分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虽明确了国家机关或公务员侵权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非公务员责任，但适用范围仅限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出所有执行公务的侵权行为均应由国家单独负赔偿责任，而不及于公务员。

从以上三种请求赔偿的途径可以看到，各国国家赔偿制度中均对国家侵权行为进行了大致划分，第一，与公务完全无关的公务员个人侵权行为，受害人对此类行为无国家赔偿请求权，只能通过民法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这在我国同样适用。即对公务员个人行为受害人有权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第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各类执行职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且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中有故意或恶意。受害人既可向公务员个人请求民事赔偿，也

可以向国家请求赔偿。司法机关不得排斥受害人的选择诉权。第三，国家机关及公务员的纯公务行为，造成特别损害的，公务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侵权行为，或公务员只有轻过失的公务侵权权行为，均由国家负责赔偿。受害人不得向公务员个人请求赔偿。
五、国家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责任的一体化趋势

区分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成为传统民法与现代国家赔偿法经常发生冲突的焦点，特别在公务概念变幻更迭的今天，要分清个人行为与公务行为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理论上的纷争也反映到实践中，法院在判断哪些是公务行为，适用国家赔偿，哪些又是个人行为，适用民事侵权赔偿方面绞尽脑汁，受害人受到侵害后因不能确定其性质而投诉无门，即使是由公务员个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因个人财力有限，受害人也很难得到圆满的赔偿。因此，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国家侵权赔偿方面，呈现出国家责任与官员个人责任一体化的趋势。总的方向是扩大政府责任，减少官员个人责任，直到公务员个人责任完全为政府责任所吸收。

1961年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修正案规定，对于因政府雇员驾驶机动车导致的赔偿中，被诉人只能是政府而不是雇员。在过去几届国会中，已提出了若干法案，对于全部违反宪法的侵权案件由政府代替官员承担责任。1979年3月的国会中，肯尼迪参议员提取消官员个人赔偿责任，由国家代替赔偿，并用纪律处分取代对官员个人的追偿。[6]法国行政法院对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日趋反对，把绝大多数公务员侵权行为均归结为公务过错，拓宽了公务过错的内涵和外延，凡与公务有瓜葛的过错，均可视为公务过错，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均由公务部门承担。实践中，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日趋减少。[7]公务员个人赔偿责任被国家责任所吸收的趋势并不排斥追偿权的存在，即大多数国家对有故意或过失的公务员享有追偿权，但在实践中，执行这种权力更多是一种纪律手段，而不是赔偿费的追偿。[8]

注：
[1]林准、马原：《外国国家赔偿制度》第71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2]罗豪才、应松年：《国家赔偿法研究》第10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