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教育督导暂行规定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４８号
《南京市教育督导暂行规定》已经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南京市教育督导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行政监督，保障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教育督导，是指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所辖地区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指导的制度。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市、区、县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办学单位的教育工作，以及对学校、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育督导的，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督导工作。市教育督导室代表市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教育督导的日常管理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的教育督导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的教育督导工作，并接受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
第五条 教育督导工作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公正廉洁，实行督导评估与指导改进教育工作相结合，促进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第六条 对在教育督导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市教育督导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督导对象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评估督导对象的教育工作、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并指导其工作；
（三）制定教育督导工作计划和教育督导评估方案，组织教育督导评估活动；
（四）指导下级教育督导机构开展教育督导工作；
（五）开展教育督导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研究，总结推广教育督导工作经验；
（六）对重大教育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七）组织对教育督导人员的岗位培训；
（八）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区、县教育督导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督导对象贯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评估督导对象的教育工作、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并指导其工作；
（三）制定教育督导工作计划和实施意见；
（四）完成区、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上级教育督导机构下达的督导任务；
（五）完成有关教育督导研究的任务；
（六）履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市和区、县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建立督导责任区制度。督学应当加强对责任区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经常性督导检查。
第十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要求建立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教育监测系统，以及素质教育工程质量监测系统。
第三章 督学
第十一条 督学是指执行教育督导公务的人员。
第十二条 督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二）熟悉国家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同等学力，有十年以上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或者担任过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职务；
（四）熟悉教育教学工作业务，有较强的教育管理水平和口头、文字表达能力；
（五）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事公正、实事求是、敢说真话；
（六）身体健康。
第十三条 教育督导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兼职督学和特约教育督导员。
兼职督学和特约教育督导员具有与专职督学同等的职权。
专职督学、兼职督学、特约教育督导员由本级人民政府颁发任命（聘任）书，同时颁发督学证。督学持督学证进行督导。
第十四条 按照原职称系列职务评聘的非公务员系列的督学，应当享受与其职务相应的工资、福利等待遇；从学校选调的，其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单位同级别人员的平均水平，并可按照规定参加原职称系列职务评定。
第十五条 专职督学的任免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权限办理。
第四章 督导
第十六条 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上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决定制定教育督导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在督导时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被督导单位进行现场调查，听取有关人员情况汇报；
（二）列席被督导单位的有关会议，根据需要召开会议，找有关人员谈话，进行测试或者问卷调查，调阅有关文件、档案资料、簿册等；
（三）对被督导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提出奖励、批评的建议；
（四）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提出处理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十八条 教育督导分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经常性督导。综合督导和专项督导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教育督导机构应当下达督导方案或者督导提纲，并在督导前３０天书面通知被督导单位；
（二）督学和参加督导的人员按计划、方案或者提纲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督导检查；
（三）督导工作结束后，教育督导机构应当作出书面或者口头督导评估结论，并向被督导单位通报情况。督导评估结论经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可以向社会公布。
被督导单位应当按计划、方案或者提纲的要求进行自查，并提供相应资料。对不符合前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被督导单位有权拒绝检查，并可向本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上级教育督导机构反映。
第十九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本单位的教育工作情况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教育督导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被督导单位除进行专项督导和经常性督导外，定期进行综合督导评估。
第二十条 教育督导机构在督导中发现被督导单位有违法违纪问题，应当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上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
第二十一条 督学与被督导单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督导的情况的，督学应当主动申请回避，被督导单位也可以请求督学回避。回避申请经教育督导机构负责人同意后，督学应当回避。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重视教育督导工作，加强对教育督导工作的领导。
各级教育督导机构每年应当分别向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工作。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三条 被督导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绝向教育督导机构或者督学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二）阻挠有关人员向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反映情况的；
（三）弄虚作假，蒙骗教育督导机构和督学的；
（四）对教育督导机构或者督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拒不采取改进措施的；
（五）其他阻碍督学依法行使职权的。
第二十四条 被督导单位对督导评估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书面督导意见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评估结论的教育督导机构申请复查，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在３０日内作出复查结论。
对复查结论仍有异议的，可在收到书面复查结论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第二十五条 督学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取消其督学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拘亦难，缓亦难
——关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思考
自“醉驾”入刑以来，由初期呈现高压“严打”态势，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到“醉驾”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也引发了学者的激烈争议。对“醉驾”案件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也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的现实必要性。“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公众的最大质疑其实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在遵循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均衡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案发时的外界环境、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具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等因素，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也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驾”入刑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初期“醉驾”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种高压的“严打”态势，全国各地法院的裁判极为统一，对被告人均判处实刑。（1）2011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张军副院长的讲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2），之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不断出现，部分地区的缓刑判决数量甚至有超过实刑判决之势（3）。缓刑判决的增多引起了争议，公众就缓刑判决对“醉驾”行为的威慑力影响以及判决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性不公纷纷提出质疑。
“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属于量刑范畴的问题，但是由于缓刑的非监禁性，其与实刑存在实质性区别，对其进行单独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从《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缓刑法定适用条件和排除条件的规定来看，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被告人适用缓刑无可厚非，再结合“醉驾”的法定刑，“醉驾”案件的处理貌似是“拘亦可，缓亦可”。然而，相关司法解释的缺失、公众的热情关注、个案的具体案情等种种因素却让刑事审判法官实际面临着“拘亦难，缓亦难”的尴尬局面。
本文在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醉驾”不应排除缓刑的适用，但应进行合理规制，达到规范、均衡的效果，以切实维护司法的统一和权威。
一、“醉驾”适用缓刑的现状分析
（一）适用比例呈上升趋势
在“醉驾”案件的审理上，全国各级法院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甚少适用缓刑。如江苏省自2011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法院共判决“醉驾”案件1748起，其中实刑1725起，缓刑23起，缓刑适用率仅为1.32%。再如北京市，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判决的“醉驾”案件中，缓刑适用率仅为1%左右。但同时“醉驾”案件的缓刑适用表现出先严后宽的特点，适用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广东省在2011年5月1日至同年9月29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低于1：10，而从2011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31日，全省“醉驾”缓刑与实刑之比已上升至超过1：1。缓刑比例的上升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问题。
（二）适用标准缺乏统一
目前由于对“醉驾”案件在情节认定及量刑幅度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加上各地道路交通硬件设施、社会综合治理状况各不相同，各地法院对“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各行其是”，缓刑适用比例也相差较远，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1%和5%左右，而安徽、重庆、云南的适用比例却超过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达73%。不仅如此，同一地区的不同法院对于“醉驾”案件适用缓刑的标准也把握不一，比如笔者所在的扬州市七家基层法院，有的法院对于酒精含量达到160mg/100ml的“醉驾”被告人不适用缓刑，有的法院则对于酒精含量达到200mg/100ml的不适用缓刑。这些现象不但引起了社会的非议，还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三）社区矫正进展顺利
被宣告缓刑的“醉驾”被告人缓刑考验期一般为六个月，在判决生效后即到社区报道并接受矫正。考验期时间的相对较短，为社区矫正机构工作的衔接和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被告人通常会按时积极履行相应义务，不会发生脱管或者失踪的情形。以笔者所在的某地级市为例，“醉驾”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的到位率为100%，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到位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醉驾”被告人的缓刑适用效果。尽管“醉驾”入刑仅一年有余，现在对适用缓刑的被告人是否会再次醉驾进行评判可能为时过早，但就目前而言，已经出现了因醉驾被判处拘役实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报道（4），却尚未发现被宣告缓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情形。那些认为缓刑削弱“醉驾”入刑威慑力的论调似乎并无客观依据。
二、“醉驾”适用缓刑：理性思考下的现实选择
从“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及实际运行来看，社会公众对打击“醉驾”行为的执法效果期望普遍较高，要求对其严处、重处的呼声占主导地位。但是“醉驾”情节各有轻重，社会危害性千差万别，对 “醉驾”案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一旦构成“醉驾”就判处实刑，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但法律不仅仅具有惩罚性，还应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刑法精神，有其现实必要性。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是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所谓“以宽为主”，“是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整体发展趋向是走向宽和”。（5）《刑法修正案（八）》充分贯穿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条立法主线，在减少“死刑”的同时，加大“生刑”的处罚力度；在降低一部分犯罪入罪门槛的同时，适当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废除部分死刑的适用；完善三大非监禁刑，并引入社会矫正制度。总体来说，《刑法修正案（八）》是以刑法的谦抑性为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刑法的调节作用，以“宽”为核心，突出刑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使刑法达到一种“严而不厉”的平衡状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构成“醉驾”案件不应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做法，全部判处实刑，而是应当区分案情，从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被告人主观恶性深度、再犯可能性大小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问题综合考虑是否对被告人适用缓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达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正如有学者所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众对醉驾行为的愤怒和非理性的情绪转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够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严谨的推理和清醒的逻辑。”（6）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需要
“法官自由裁量权”一词是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结果，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者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之。（7）因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导致法律的局限性不可避兔，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其能有效地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法官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使法律随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8）因此，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都拥有无可争辩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实质就是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拥有根据案情具体情形自主作出裁决的权力。在“醉驾”案件中，针对不同的案情，对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宣告适用缓刑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应当允许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
（三）节约司法资源的需要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活动中应当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力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现在，诉讼经济原则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刑事政策，甚至有的国家将其确定为法律原则。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趋向之一。就我国而言，为了打击各种犯罪，国家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刑事犯罪增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越来越不能满足司法职能正常运作的需要。自“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对被告人判处拘役实刑居多，不断增加的入狱人数，必将使司法资源的短缺雪上加霜，并可能拖垮国家的司法体系。对“醉驾”案件规范有序地适用缓刑这一最基本的自由刑替代措施，可以通过社区矫正达到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能够避免目前“醉驾”刑事案件多发态势下监狱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的局面。
（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
从判处“醉驾”刑的群体来看，大都属于承担生活压力的弱势群体。像这些居家带口、子女跟随就学之家，如果判处实刑，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适用缓刑，对犯罪分子本人、家庭及子女入学，都有好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在刑事司法中，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既要“雷霆万钧”，又要“春风化雨”，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醉驾”适用缓刑的规制路径
“醉驾”案件的处理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我们认为重点并不在于缓刑判决的实际存在，而是在于缓刑判决的标准和依据，换言之，公众的最大质疑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权的干扰、“醉驾”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规范、均衡地对符合条件的“醉驾”案件适用缓刑，并不于法相悖，且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应当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同。
（一）适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