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
关键词: 刑民边界/司法正义观/刑诉制度变迁
内容提要: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尼采[1]（P2 －3）
一个广阔的大网连接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贝卡里亚（注：转引自黄风：《贝卡里亚传略》，载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一、引子：从中国问题到理论贡献
1996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立法参与和不懈努力下，承载其无罪推定、抗辩制、程序正义等现代程序理想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案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并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法律人额首相庆，以为法治的春天即将到来。
就在同一年，苏力以其冷静的思考向他自己也向所有的中国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直指人心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站在整个人类知识传统和知识传承的角度，这个贡献不是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翻版，不是中国法制经验的简单堆砌，更不是西方法律制度不问青红皂白的“拿来”和“移植”。用苏力的话来说，“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2]（Ⅶ）
表面看来，以上两个事件毫无关联之处，一个是成文法典的修改和实施，一个是学者的自我反省和理论期许。但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变迁的当代中国，对那些不满足于提供立法对策和法条解释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而言，发生在 12 年前的这两个事件以及 1996 刑诉法的实践效果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他们开始思考既有立法为何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以及中国司法实践中可能蕴藏的理论创新。
因此，陈瑞华才在《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以下简称“《中国模式》”）中指出：“我们需要从对‘书本法律’的迷恋，转向对‘社会中的法律’的高度重视，将法律程序的实施问题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经过观察、思考与研究，运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提出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3]（P2）在重修《刑事诉讼法》之声不绝于耳的今天，这种立足现实、着眼于理论贡献的刑诉研究弥足珍贵。因为，在当前的政法制度背景下，面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失灵”，不管是关注“良法”产生的“对策法学”还是重视“美治”实现的“法解释学”都遭遇到了失败。而只有“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才“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4]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主要集中于两个看似关系不大的研究主题。前两篇文章从近年来的刑事和解实践出发，总结并提炼了与对抗性司法相对应的合作性司法模式；而后六篇文章却从刑诉法修改以来的实施状况出发，指出“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审、二审、再审甚至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畅通无阻导致中国的法庭没有审判、现代辩护制度无从展开的现实，并初步探讨了刑事程序失灵的几个原因。之所以说“看似关系不大”是因为，在我看来，在一个更高的，或者刑事诉讼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交错变迁的层面上，这两个研究主题完全可以勾连起来。由于笔者并非刑诉法专业出身，也由于读者自可以在陈教授的书中获得很多具体的分析、论述和结论，因此，本文打算站在刑诉法之外，更明确地说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上，分别从刑民边界、两种司法正义观以及时空交错下的刑事诉讼三个角度深入探讨《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辨析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刑诉法学研究方法论上可能的突破和贡献。
二、刑事与民事：边界模糊还是清晰
“任何开创性的法学研究都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敏锐地发现中国本土的法制经验，并对这种经验做出深入的总结和概括；二是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从而对这种经验的普遍适用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3]（P8）《中国模式》一书中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刑事和解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即为这一研究路向的初步探路。
以一种长时段的视角，作者发现自贝卡里亚以来，几乎所有的刑诉法学者都在倡导一种以无罪推定为基础的司法哲学，现代辩护制度和建立在口供自愿法则及传闻证据规则基础上的证据制度，是这一司法哲学的制度保障。这种以存在诉讼立场直接对立的控辩双方为前提的对抗性司法，致力于加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和限制强大的国家追诉权，其基本的程序理念有三：1. 以抵御国家任意追诉个人而设计的“无罪推定”机制；2. 以维系控辩双方“平等武装”而建立的程序公正标准；3. 以及为制衡国家刑事追诉权而确立的程序保障。不仅如此，已有的刑诉模式理论，不管是流行于中国法学界的“职权模式”和“当事人模式”，还是帕克总结的“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甚至格里菲斯强调关爱和教育功能的“家庭模式”，由于忽视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被害人，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和被告人的对抗层面（只不过侧重点分别在国家利益还是被告人利益而已），因此均被陈瑞华归入刑事诉讼的对抗模式。对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以及公诉机关与嫌疑人之间的审前协商现象，由于着眼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公诉机关和被告人之间的协商和谈判，现有的以对抗性为前提的刑诉理论因此失去了解释力。该怎样解释这一独特的中国现象？
在既有理论无法提供解释的地方，必然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契机。站在刑诉理论的学术前沿，面对源出于西方、以无罪推定为龙头、程序正义为主干的整套刑事诉讼理论，陈瑞华在中国的刑事和解运动中找到了对抗甚至颠覆西方刑诉理论的可能，那就是重新找回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构建以协商和诉讼合作为基础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如果说对抗性司法理论能解释不到 20% 的被告人不认罪的刑事案件，那么包括了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和私力合作模式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则能够有效解释 80%以上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刑事案件。由于对抗性司法固有的局限性（比如，需要投入巨大的司法资源、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没有存在的必要、不重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无法解释控辩双方的诉讼合作等），由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有被害人，都存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形，因此可以预见建立在中国刑事司法经验基础上的，强调妥协、协商和合作的合作性司法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这个层面上，该书基于中国问题、世界眼光做出的理论创新可能具有某种世界性的意义。
这一评价在很多坚持学科分界的学者看来，似乎有些值得怀疑。由于合作性司法理论的哲学基础在于“利益兼得”和协商合作，而这些价值又明显归属于民法和民事司法，因此在固守刑民法律边界的传统法学理论看来，该理论好像有点不伦不类。脱离了国家追诉、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的理论还是刑诉理论吗？但其一，理论来源于生活，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用既有的理论和边界去“裁减”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其二，民事侵权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进而民事法和刑事法的边界真有那么清晰而不可挑战吗？
鉴于犯罪与侵权边界，进而刑民边界的重要性，接下来笔者将就此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尽管凯尔森从分析法学的角度认为法律上“唯一有效力的区分就是以民事程序技术和刑事程序技术的差别为基础的区分”，[5]（P232）但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进而民事与刑事之间的区分边界却远不如大家想像的那么清晰。根据张维迎教授的研究，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激励机制，不管是针对民事侵权行为还是刑事犯罪行为，法律的目的都是通过责任规则的设计和实施诱导人们事前选择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为，或放弃从社会角度看不应该采取或法律禁止的行为。[6]（P154）只不过我们将前者称为民法，后者称为刑法。由于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是方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抽象和事后建构，程度不同上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注：对“理想类型”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深入探讨，See，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Free．Press，1949．），更由于不同时代、不 同 社 会 的“集 体 良 知”（collective conscience）（注：“集体良知”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来的概念，指人们能够团结和维系起来的意识纽带。）大不相同，因此什么行为归属于犯罪，什么行为仅仅只是侵权就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行为处于犯罪和侵权之间的灰色地带，还有很多明确的犯罪行为同时又带有民事侵权的成分。前者如轻微犯罪和严重侵权，后者如杀人、抢劫等既有社会危害性又有民事侵权性的行为。
其实，在国家还没有出现的初民社会（可能还应该加上虽然有国家但国家力量太弱小，不足以保障其子民安全的社会），犯罪和侵权是一体的。据波斯纳的研究，虽然巫术和乱伦等潜在危害性很大、侦查起来很有难度的行为被视为对该社会的冒犯而应受惩罚，但初民社会中没有刑法来惩罚诸如谋杀或盗窃这样的行为，几乎所有的震慑功能都由血亲复仇或以赔偿为主要手段的侵权规则承担。[7]（P198 －210）随着国家，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在中国是秦朝，欧洲不太一样，但以教会法统治一切的中世纪可以之类比），将“犯罪”从民事侵权行为中分离出来并视其为“弱小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法行为”的纠问式诉讼逐渐替代了将所有涉及侵犯他人财产、人身乃至生命的不法行为都视为民事侵权的弹劾式诉讼。
对这一制度更替的历史性事件，可以有多种角度的解释。其一是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缺乏秩序和安全的社会中，为“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8]（P128）人们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也即霍布斯的“利维坦”）以换得秩序、安全和和平（注：关于社会契约，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特别是第六章。也可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庭弼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因此，国家之所以要把针对某个私人公民的暴力行为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原因在于这是它的契约责任或者它以出售保护换取公民纳税和对它的服从。其二是基于统治成本论的解释。纠问式诉讼的兴起可能在于杀人或伤害减少了国家从受害者那里获得的税收收入，增加了其统治的成本，因此，它有动力以第三方的姿态“偷走”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注：对这一解释的总结受益于波斯纳法官对初民社会刑法功能的论述，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1 页。）。其三是基于激励效应论的解释。由于激励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将侵权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在初民社会，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都相对简单，缺少隐私、亲属群体的连带集体责任和侵权的严格责任就能相当成功地内化侵权人和潜在侵权人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并有效遏制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注：一个对连带责任和激励制度的精彩研究，参见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区范围的扩大：（1）很多侵权行为伤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却使得这些被害人没有积极性提起诉讼和获得赔偿；（2）出现了很多没有直接受害人但对公序良俗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行为。这是一种有违集体良知的、具有间接外部性的行为，对它的惩罚明显具有社会价值判断的成分；（3）社会交往密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亲属群体纽带逐渐松弱，使得侵权信息越来越难以获得。不仅如此，在侵权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时，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往往非常有限。这些都使得原有的惩罚可信性无从保障；（4）由于私人复仇制度可能导致连环式的恶性报复，该制度的社会成本慢慢超过了其制度收益（注：对复仇制度演变的一个精彩解读，参见苏力：《复仇与法律》，《法律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43 －81 页。）。正是由于以上情形的变化，民事侵权性的弹劾式诉讼才被犯罪、侵权两分的纠问式诉讼制度所替代，国家作为一个中立第三方介入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才有历史上的正当性（注：张维迎先生曾在《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一文中探讨过刑事和民事界线的设定标准。以一种激励理论的视角，张维迎概括了划分民刑边界的三种标准：外部性标准、惩罚可信性标准和恶性报复标准。本文此处概括的“激励效应论”直接源出于张维迎的这部分论述。参见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55 －162 页。）。
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和观察角度，以上三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虽然笔者更偏好立基于社会变迁和理性选择的激励效应论。但仔细考察这三种理论解读，纠问式诉讼对弹劾式诉讼的替代并不是完全的，民事与刑事、纠问式诉讼和弹劾式诉讼之间还存在很多弹性空间和灰色地带。因此，在民事和刑事的交叉领域，不管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国家的角度，国家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和纠问式诉讼并不当然有效和正当。
张维迎曾敏锐地指出：“民法和刑法的管辖范围的划分，与市场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划分标准是类似的：当事人能解决的问题就应该由民法解决（包括法律不介入），只有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或不能通过民法解决的问题才应该由刑法解决。”[6]（P156）与此相似，由于纠问式诉讼花费成本巨大，只要存在被害人，而且纠纷双方可以就严重侵权或轻微犯罪进行协商谈判的地方，国家不仅没有必要介入而且可以帮助和促成双方的和解（这就是中国式的刑事和解，或者弹劾式诉讼得以在现代社会重新出现的一个理由）。只有在没有明确被害人、犯罪行为侵害国家社会利益以及当事人无力解决矛盾之时，国家追诉才有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功能。
因此，不管从社会契约论、统治成本论和激励效应论的理论角度，还是从严重侵权行为与轻微犯罪行为难以区分划界的现实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出刑事法与民事法之间的边界相当模糊。国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介入私人争斗往往随时代和地域而流转、变化。进一步讲，如果不带上“有色眼镜”和固有评判标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区别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大。面对国家司法资源有限而获得案件事实需要成本这个共同前提，不管是民诉还是刑诉，都需要强调案件的繁简分流，强调司法和解/调解的重要性以及追求一种妥协的正义。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正是这种犯罪侵权化、刑案民诉化的制度样本，体现了一种传统理论所不能企及的制度生长逻辑。因为，“所谓的‘犯罪’与‘侵权’、‘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充其量不过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教条”。[3]（P98）
正是在刑民交叉的模糊地带蕴藏着理论创新的巨大潜力，而传统刑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实正好给了中国刑诉法学者展示其自身理论功底的空间。同时，这也是合作性司法理论强调“利益兼得”和协商谈判的原因。
三、中国与西方：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
十堰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
十堰市人民政府文件
十政发[1999]17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堰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白浪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县级事业单位，各大中型企
业：
《十堰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５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
十堰市粮食市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粮食流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国务院《粮食收购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粮食市场管理的通告》和国家粮食储备局《粮油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
规章，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
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十堰市粮食局是市政府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粮食流通管理工作。
县（市）粮食局是同级政府的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粮食流通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物价、税务、卫生、公安、技术监督和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
，通力协作，共同做好粮食市场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政府成立粮食市场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全市的粮食市场管理。
第二章 粮食收购
第五条 收购农民出售的小麦、稻谷、玉米以及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粮食品
种，只能由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承担。严禁私商和其他企业直接到
农村收购或变相收购粮食；国有农业企业、国有农垦企业只能收购本企业直属单位生产的粮
食。
第六条 豆类、油料粮食品种，按第五条规定，纳入粮食收购管理范围。
第七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除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设立企业的一般条件外，
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有效仓容50万公斤以上；
2、有相应的粮食检验设备；
3、有合格的粮食检验、保管专业人员；
4、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立基本帐户，并接受其信贷管理。
第八条 粮食收购禁止下列行为：
1、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购粮食压级压价或者抬级抬价，拒收、限收；
2、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到准许区域外向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
3、乡（镇）、村（组）低价从农户集并收粮，再出售给国有粮食收储企业。
第三章 粮食加工运销
第九条 实行粮食批发业务准入制度。所有粮食批发业务经营企业必须办理《粮食批发
准入证》，只有取得《粮食批发准入证》的企业，方可在准许范围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从事粮食批发业务。
第十条 申请粮食批发经营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企业法人条件、注册资本（金）在50万元以上；
2、有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仓储设施和相应的质量检测保管手段、 有效仓容量不少于50万
公斤，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
4、执行丰年最低库存量和欠年最高库存量的规定。 最低和最高库存量由县以上粮食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粮食购销总量平衡的需要，核定到每个批发企业。
5、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 承担政府规定的调剂市场余缺和平抑市场粮价等责任和义
务。
第十一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销售粮食，必须顺价销售，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作价，不
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和个人低价或变相低价亏本销售粮食。
第十二条 粮食批发交易必须进入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所有粮食加工、经营企业、
社会用粮单位和私营、个体粮商所需粮食，必须到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购买顺价销售的粮食或
到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购买粮食，合法从事加工、经营和运销活动。
第十三条 粮食加工企业加工的小麦、玉米和稻谷只能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购进，不得
直接向农民收购或到集贸市场购买。粮食加工企业可以代农民加工自用粮，但不得以代农加
工为名变相收购农民的粮食。粮食加工企业必须建立台帐制度，购进原粮和销售成品粮要如
实登记作帐。
第十四条 粮食经营企业跨县（市）运销小麦、玉米和稻谷，必须持有国有粮食收储企
业或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带有承运联（随货同行联）的销售发票；跨县（市）运销成品粮，
必须持有粮食加工企业或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带有承运联（随货同行联）的销货发票。凡不
能出具带有承运联（随货同行联）销货发票的粮食，运输企业不得承运。
第十五条 本行政区域以外粮食经营企业到我市从事粮食经营活动，须凭当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及县以上粮食局证明，经我市县以上粮食局审查并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登记后，到指定粮食交易场所从事交易活动。
第十六条 县以上粮食局要支持和引导多渠道经营粮食零售业务，合理规划经营网点布
局，放开搞活粮食销售市场。粮食零售经营者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
执照》，所需粮源从国家规定进货渠道购进。
第四章 经营资格审查
第十七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营粮食收购业务资格由县以上粮食局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发放《粮食收购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 粮食批发业务经营资格由县以上粮食局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放《粮食批发
准入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 申请粮食收购、批发业务的企业，应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1、申请书；
2、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经营场地使用证明、仓库产权证明；
4、检验设备证明；
5、粮食保管、检验人员证明；
6、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二十条 县以上粮食局应当对申请企业提交的文件、证明、申请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
进行审查、核实，一个月内给予是否核准的答复，经核准后，发放《粮食收购许可证》和《
粮食批发准入证》，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准入证》有效期为一年。县以上粮食局
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对《粮食收购许可证》、 《粮食批发准入证》进行年度审查换证。
第二十二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准入证》应悬挂在主要办公场所或主要
经营场所醒目的位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
准入证》。
《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准入证》遗失或毁坏的，应当在指定的报刊上声明作
废，申请补领。
第五章 市场建设
第二十三条 县（市）以下主要城镇和产销区集散地要建立和完善粮食集贸市场，粮食
集贸市场要常年开放。
第二十四条 本市城区和产销量比较大的县（市）应建立和完善粮食批发市场，粮食批
发市场应成为当地粮食现货批发交易中心。
第二十五条 各级粮食交易市场要搞好服务，按照公正、公平、公开、有序的原则组织
交易，积极支持和引导粮食经营者和用粮单位进入粮食批发市场交易，搞活粮食流通。
第六章 质量监督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粮食局设立的粮食质量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行业质量管理职能，
并接受同级技术监督部门业务领导。
第二十七条 粮食质量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粮食质量、有关标准、法规、管理制度贯彻
落实情况及检验人员的技术水准等。
第二十八条 粮食质量监督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严格按规定
程序办理，有权向经营者了解情况，索取有关资料，经营者不得拒绝或隐瞒。粮食质量监督
管理人员对经营者提供的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 粮食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检验收取费用，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三十条 经营者经营粮食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符合卫生规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2、要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公布粮食质量标准， 陈列国家制备的标准样品、 明码标价；
3、定型包装标识（标签）应标出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规格、 等级、所含主
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保质期限；
4、销售散装成品粮食要标明品名、规格、等级；
5、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必须专用，质量完好，保持清洁，防止粮食污染；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一条 粮食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1、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2、伪造或者冒用产地、厂址、质量认证标志和名优标志；
3、加工、销售生虫霉变、酸败、变质的粮食；
4、加工、销售已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霉菌感染或色泽、 气味明显异常的粮食；
5、加工、销售食品添加剂超过标准的粮食；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粮食经营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查处。
第三十三条 未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准入证》，擅自从事粮食收购、
批发业务的企业，由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四条 对已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粮食批发准入证》的企业，达不到规定
条件或者不严格执行有关政策的，由县以上粮食局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规定条件的，取消其经营资格，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的粮食不能证明其合法来源的属于非
法收购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并对贩运人和承运人处以
罚款，没收的粮食由当地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收归国库。
第三十六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执行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规定，或者未按照规定张榜
公布粮食收购价格或者收购粮食压级压价、抬级抬价的，以及低价亏本销售粮食的，由价格
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七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下的，由县以上粮食局责令其改正，情
节严重的，依照法定程序撤消企业负责人的职务，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1、违反规定拒收、限收粮食的；
2、低价亏本销售粮食的。
第三十八条 对粮食经营者违反粮食质量有关规定的行为，由技术监督、工商等部门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实施处罚，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在行使行业质量管理职能时按照国家粮食储备
局《粮油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下列行政处罚：
1、在粮食收购中，不严格执行粮食质量标准，压级压价或提级抬价， 责令停止收购，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如无违法所得的，并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2、加工、销售质量、卫生、计量、标签、包装等不合格的粮食；加工、 销售的粮食没
有检验证书或加工、销售假冒伪劣粮食的，责令其停止加工、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两万元以下罚款；如无违法所得的，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3、在粮食加工、经营中，以次充好、掺杂使假、伪造仿冒的， 责令停止加工、经营，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组织及个人，有其他违反国
家有关粮食购销规定的行为，按照《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
定处罚。
第四十条 对干扰粮食市场管理、阻碍粮食管理执法的单位或个人， 构成危害社会治
安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从事粮食市场稽查、质量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的，由所在单位调离工作岗位或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的， 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用语的含义：
粮食：是指原粮、成品粮、油料、油脂。
粮食市场：是指粮食流通中的收购市场、批发交易市场、零售市场。
粮食批发：是指转卖或者供加工消费的大宗粮食买卖的交易行为。
粮食零售：是指将粮食售给消费者的交易行为。
经营者：是指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十四条 各县（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十堰市粮食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