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关于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若干意见
国测法发〔20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机关各司局，局所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测绘地理信息依法行政工作，进一步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精神，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一）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发布以来，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纲要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测绘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基础测绘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地图管理、涉外测绘管理方面的部门规章；各地积极推进测绘法配套法规规章的制修订工作，以测绘法为核心的测绘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健全。二是民主决策和政务公开不断深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修订和规范了行政决策程序；制定、公布了政务公开规定、目录和指南，搭建了网络公开平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均出台了规范行政决策的规定，并切实推行政务公开。三是市场监管得到加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修订发布了《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及分级标准，将互联网地图服务纳入资质管理；组织开展了地理信息和地图市场专项治理工作，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探索、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加大执法力度，使市场秩序得到有效规范。四是行政许可更加规范。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定了一系列行政审批程序规定，设立了行政许可集中受理厅，积极推进测绘行政审批在线办理。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也建立了行政审批管理制度，规范了审批行为。
（二）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测绘地理信息是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当前，我国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快速发展，服务领域拓展到各行业、各部门，已成为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条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保障。但是，我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还存在着社会化应用程度不高、共享机制不健全、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隐患没有根除等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依法行政方面，就是保障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法律制度仍需进一步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必须进一步完善，统一监管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拓创新，全面推进测绘地理信息依法行政工作。
（三）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力度，围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作用。
（四）树立牢固的测绘地理信息法治理念。测绘地理信息管理人员树立牢固的法治理念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的重要思想基础。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部署，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一项基础性和全局性工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五）健全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的管理体制。以国家测绘局更名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为契机，以“模式基本统一、上下基本一致，力量不能削弱，职能必须加强”为目标，健全省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机构，完善市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县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机构建设，尽快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主体合法、权责清晰、运行顺畅，有利于构建“一图一网一平台”，有利于开展地理国情监测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梳理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理顺层级关系，落实管理职责，确保人员到位、职责到位、监管有力、服务高效。
（六）建立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制度。提高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依法行政能力，必须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至少要举办一次法律法规学习活动，并将学法用法情况作为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班，适时举办全系统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要加大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投入，认真组织好年度测绘法宣传日活动；积极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扩大宣传阵地，为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加快测绘地理信息立法
（七）突出重点，统筹安排测绘地理信息立法工作。紧密结合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制度建设。要把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中重要程度、紧迫程度、成熟程度高的问题作为立法重点，集中立法资源，加快立法步伐。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修订，强化职能、完善体制，增加地理国情监测、遥感影像统筹管理、互联网地理信息服务监管、地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内容；加快推进地图管理条例的出台，完善地图编制、审核管理的各项制度，建立互联网地图管理的有关制度；积极开展测绘地理信息资质资格、质量标准、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管理、市场监管与诚信体系的制度建设；探索建立地理信息资源交换共享、项目招标投标与工程监理等方面的法规制度。地方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加快制修订与测绘法律法规配套的法规制度；同时积极探索加强测绘地理信息监管的新方式，并将成功的监管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
（八）改进立法工作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鉴于当前测绘地理信息立法的艰巨性、复杂性进一步加大，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改进立法工作机制，着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一是进一步规范立法程序，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程序，充分发挥部门法制机构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加强调研和论证，确保法律制度符合测绘地理信息发展规律，能够解决问题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推行开门立法，除依法需要保密的以外，测绘地理信息规章、重要规范性文件等都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以适当方式说明意见采纳情况。三是做好立法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测绘地理信息立法前期研究，合理制定立法计划；做好测绘地理信息立法过程中的统计、调查、分析等工作，摸清和掌握管理对象的基本情况，确保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四是推行立法后评估，定期检查评估测绘地理信息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促进立法质量的提高。
（九）认真开展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建立法规文件实时清理和定期清理相结合的制度。起草新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要对已经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梳理，研究新文件与以往文件的关系，提出对以往文件的处理意见，实现相关法律文件的实时清理。要定期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对不符合上位法规定和客观形势变化的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并向社会公布清理结果。加快建设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数据库，将全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纳入数据库，并适时更新。
三、规范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行为
（十）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把行政决策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全决策程序，完善决策机制。对涉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整体利益或者从业人员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应当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开听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在决策前要进行综合评判、多方权衡。逐步推行测绘地理信息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通过舆情反映、问卷调查、重点走访、调研座谈等方式，对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加以研判论证，确保决策出台后能够平稳顺利实施。
（十一）加强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注重对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跟踪问效，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适时对决策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进一步健全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追究责任。
（十二）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继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的审批环节，每一项行政许可项目都要制定明确的审批程序规定，落实审批各个环节的责任人，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的随意性。大力推广行政许可的网上办理，力争测绘地理信息行政许可项目除涉密外都实现网上办理。推进行政审批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建立行政审批违纪违法案件倒查机制，深入排查审批过程中容易发生问题的廉政风险点，制定有效的监管措施。
（十三）继续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力度，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尤其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信息。进一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为公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政府信息查询渠道。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评议考核。积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建立健全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畅通公开渠道。
（十四）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和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上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下级部门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行为。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事件或者严重违法行政案件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着力加强重大项目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积极推进行政问责和政府绩效管理，促进廉政勤政建设。
四、强化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
（十五）强化执法机制和能力建设。大力推进行政执法体制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测绘地理信息执法机构，下移执法重心，构建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执法方式，在联合多部门开展地理信息市场专项整治活动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巩固和完善部门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积极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执法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定期组织执法人员的培训，开展执法工作经验交流，不断提高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切实加大执法经费投入，改善执法装备条件，确保测绘地理信息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的成效。
（十六）提高行政执法工作质量。继续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和责任主体，严格执行执法主体资格认证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认真梳理执法依据和职权，细化执法流程，明确执法环节和步骤，保障程序公正。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制定自由裁量权适用范围和规则，合理细化、科学量化自由裁量权，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深化和完善行政执法评议考核、案卷评查、责任追究等制度，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实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
五、加强测绘地理信息监管
（十七）进一步规范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秩序。加强对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监管政策的研究，积极探索适应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监管新方式、新方法，提升监管效能。适应测绘地理信息新型服务要求，不断完善测绘地理信息资质资格制度，建立和完善资质巡查制度。尽快建立起全国测绘地理信息市场信用体系，实行市场活动主体信用分类管理。强化对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加强对互联网地图服务的监管，完善网上安全监管系统，杜绝上传、标注涉密地理信息的行为。继续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和地图市场监管，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测绘活动适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十八）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水平。继续做好基础测绘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工作，强化年度计划对基础测绘项目安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加强现代测绘基准体系管理，落实基础地理信息更新制度。加强测量标志管理，研究建立新形势下测量标志保护的制度措施。强化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保密和共享管理，落实测绘成果汇交制度，完善成果提供使用和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审核发布制度。加强地理国情监测，统筹数字区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推进基础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切实履行好法定的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保障职责。继续完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资料政府采购方式，建立应急获取机制，大力提高测绘地理信息的应急保障能力。
（十九）做好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的监管。进一步完善测绘地理信息标准体系，加强对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对测绘地理信息从业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考核和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规范质量检测行为，适度扩大质量监督检查范围，缩短监督检查周期。特别要加大对财政投入和重点建设工程中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重大测绘地理信息专项工程，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的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果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成果质量。
六、加强领导和组织保障
（二十）健全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依法行政领导协调机制。要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列入本部门重点工作，研究部署各阶段工作任务，明确任务内容、具体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每年要专门听取依法行政工作汇报，及时掌握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把依法行政和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工作列入部门预算，明确所需经费，切实予以保障。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每年都要对本部门依法行政情况进行专门总结；下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要向上一级主管部门报送专门的依法行政工作总结。
（二十一）建立依法行政考核制度。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推行依法行政工作的监督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体系，督促依法行政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要把本部门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情况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将考核结果与其评比奖惩、岗位调整和职级升降挂钩。依法行政情况的考核结果，要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依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要予以通报批评。
（二十二）加强依法行政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规格、编制与其承担的职责和任务相适应；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法制机构及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做好政府法制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依法行政工作中起到参谋、助手和顾问作用，在决策合法性审查和法律法规规章的起草中起主导作用。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以本意见为基本依据，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部门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测绘地理信息法治建设的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并将制定的工作计划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备案。
本意见从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思考
张旭科 孙佳楣
摘要：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系国家现代合同法的重要制度，该制度最初起源于德国民法，对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1999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将不安抗辩权作为一项新的重要的合同履行制度加以确立，目的在于防止合同纠纷、合同欺诈，保护先履行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虽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尤其在合同法颁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系统论述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该制度在中国的落实提出具体建议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国内外学者专家的观点和我国合同法的实践，着重对不安抗辩权的立法渊源、适用条件、法律效力、合理性以及与预期违约制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客观评价了我国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如何完善我国合同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合同法 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 预期违约
1 引言
1999年3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缺乏统一合同法的历史。可以说，这部合同法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大量的立法、司法经验以及学者的学说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有突破性的发展。然而，在这样一个继承、发展、突破的过程中，如何消化传统的合同法制度，使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成功移植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并能够接纳新理论、新经验，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实践来充分验证的复杂问题。同时，一部法律的孕育和制定，包含着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创造和更新。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一定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不安抗辩权就是在这部法律中所正式确立的，有着丰富的法学知识资源和理论背景的一项法律制度，不言自明，也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同样需要实践来验证。
应该说，不安抗辩权的理论和制度对当今世界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今要将其纳入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使之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不安抗辩权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能否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框架下找到合适的定位？如何合理的界定其与预期违约制度的逻辑关系？现行立法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是否完美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对于这些问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尤其是新合同法颁布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士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相关的文章也有近百篇之多。但是，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全面系统论述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该制度在中国的落实提出具体建议的文章似乎尚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结合我国合同法实践和学者专家的观点，博采众长，对不安抗辩权进行一下理论上的检讨与整合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2 不安抗辩权的法律界定和立法渊源
2.1 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界定
抗辩是一法律专用术语，它既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用于否定针对其所进行的控告的辩解，也适用民事诉讼中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反驳或对原告请求的拒绝，或是一种反诉的请求。所谓抗辩权,是指对抗请求权或否认对方权利主张的权利，也被称为异议权。[1]其功能在于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效力延期发生。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是指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对抗对方当事人的履行请求权，暂时拒绝履行其债务（合同义务）的权利。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和后履行抗辩权[2]三种类型，在性质上属于一时抗辩权[3]或延迟抗辩权[4]。
不安抗辩权，又称为先履行抗辩权[5]，传统大陆法将它定义为：“当事人一方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之给付。”[6]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其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之虞时，在对方没有对待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我国的统一合同法首次正式、全面地引进了不安抗辩权这一合同制度。[7]
2.2 不安抗辩权之立法渊源
不安抗辩权是大陆法上的概念，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都对之加以确认。不安抗辩权真正源于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321条规定:“因双方契约负担债务并应向他方先为给付者，如他方的财产于订约后明显减少，有难为对待给付之虞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而法国学说称之为“不履约的抗辩”,它来自中世纪罗马法，是从“约因（consideration）”[8]学说出发，认为一方的义务是另一方约因，因此一方不履行合同为另一方不履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613条规定:“如买卖成立，买受人陷于破产或处于无清偿能力致使出卖人有丧失价金之虞时，即使出卖人曾同意延期支付，出卖人亦不负交付标的的义务。但若买受人提供到期支付的保证则不在此限。”另外，瑞士债务法、意大利民法、奥地利民法、中国台湾省民法等都对不安抗辩权有所规定。
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中可见，同属大陆法系，同是不安抗辩权制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不尽相同。法国侧重保护卖方利益，规定只对买卖合同的出卖人适用，采用支付不能主义，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则不限于买卖合同，只要是双务合同即都适用，并不再拘泥于买受人破产处于无清偿能力的限制，提出如买受人财产缔约后明显减少，出卖人即可拒绝给付。可见，德国法对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不仅仅比法国法的规定更为广泛，而且对于在后给付义务人订约后财产状况恶化，危及先给付义务人的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对先给付义务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更加有利，更符合现代民法学中的不安抗辩权。据此，有学者认为，相比之下，德国法的规定更为合理,[9]个人认为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相对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英美法也有保护先履行义务方的规定，只是称之为预期违约制度，即所谓的“保护履行抗辩权”。其是从判例发展而来的：19世纪英国的法官首先在判例中创立了“履行期限未到也可以构成违约”这样一种规则，并以其为“先例”逐渐确认了预期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制度[10]；1853年，英国法院在审理“霍切斯特诉戴纳陶尔案”（Hochster v. De La Tour案）[11]中首先确认了明示预期违约规则；1894年，英国法院又在“辛格夫人诉辛格案”(Synge v. Synge案 )[12]中确立了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的基础上，也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13]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吸收了英美法的上述理论，但其将预期违约分为预先根本违约和预先非根本违约，而不是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14]就其内容而言，与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相近似，都体现了合同法的公平精神。
在现行《合同法》实施之前，我国的《民法通则》、原《技术合同法》、原《经济合同法》等法律都没有对不安抗辩权作出规定，只有在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有类似不安抗辩权的规定[15]：“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是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但该条款没有区分同时履行和异时履行，即实际涵盖了同时履行抗辩权；此外，该条款不适用于除涉外合同以外的其他民事合同。但可肯定的是其为在涉外经济交往中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然而，由于其它法律均未对不安抗辩权加以规定，因而对国内市场主体的规范就暴露出相当的盲区，为一些不法交易主体提供了事后赖债以及规避法律的不良机会。因此，为全面规范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与安全，我国现行《合同法》通过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本国立法实践，在该法第68条、第69条对不安抗辩权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并明确适用于各类经济合同。但现行《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16]
现行《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双方在合理期限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3 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不安抗辩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的，其适用是有严格条件的。按照传统民法理论，不安抗辩权须具备以下两个适用条件：一是相对人财产发生恶化；二是相对人财产恶化，有难为给付之虞。[17]而我国合同法68、69条规定也正符合这些要件，所以多数法学家认为我国这些规定属于不安抗辩权。[18]不过，我国《合同法》未对其适用条件作具体规定，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相关规定与传统大陆法国家有许多的不同之处。（这一点通过下面的论述自然明了）根据传统民法的精神，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虽然《合同法》第68条并没有规定同时履行抗辩权那样将“当事人互负债务”作为抗辩权适用的条件之一，但从不安抗辩权的内容看它必须适用双务合同，且可适用于各类双务合同。[19]这不同于法国只将不安抗辩权限于买卖契约，而与德国法的规定相同。此外，不安抗辩权作为双务合同的效力表现，其成立须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债务，并且这两项债务具有对价关系。因此，单务合同以及不完全的双务合同均不能产生不安抗辩权。同时，双务合同必须是有效的，如果双务合同无效，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就没有任何基础和依据。
(二)不安抗辩权适用的双务合同必须属于异时履行。即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债务履行，不在同一时间，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这种异时履行是适用不安抗辩权的先决条件，而且必须由双方当事人事先特别约定。
(三)行使期间为合同生效后至先履行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不安抗辩权是先履行方对后履行一方的履行抗辩，如果自己一方已经履行完毕，对方不履行的，先履行方行使的应是违约责任的追究权；如果对方已经履行完毕，则合同关系消灭，也就不存在履行抗辩权的问题了。
（四）先履行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于合同成立后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它包含三个要素：
第一，合同成立后出现危及后履行方履约能力的恶化事实。至于“恶化”应达到何种程度，至于“恶化”应达到何种程度，法国民法典以支付不能及准支付不能为限[20]；德国民法典是以对待给付请求权因相对人的财产状况根本的恶化而濒于危殆为限 [21]。我国《合同法》第68条兼用列举和概括两种方式规定了后履行方出现危及其履行能力的情形，即列举三种典型的财产状况恶化的情形：（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3）严重丧失商业信誉。同时，抽象地规定了“其他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该规定与德国和法国法相比显然更加宽泛，其不仅将危及后履行方履行能力的情形限于财产恶化，而且也包括其他导致后履行方履约能力丧失或可能丧失情形。
第二，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关于后履行方财产显形减少应发生于何时，在各国立法上存在不同的立场：一是在缔约时已经存在财产恶化等危及对待给付的状况，被奥地利民法所采纳；二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发生危及对待给付的恶化事实，这被德国、法国、瑞士以及意大利等国民法所采纳。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能力应发生于何时，但是笔者认为，在解释时采用第二种立法例较为妥当。主要理由为:如果缔约时，后履行方就已发生财产减少并恶化的事实，先履行方往往可以基于重大误解或欺诈而撤销合同，即使没有不安抗辩权，也照样可以获得法律救济；而如果先履行方明知存在危及履约能力的事实，却仍然与其缔约，则没有给予其以特别保护的必要。相反，缔约之后出现危及对方履行能力的恶化事实，常常是先履行方所无法预料的，所以有必要给予其特别的法律保护。
第三，先履行方对于后履行方履行能力的恶化事实负严格的举证责任。先履行方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必须有确切证据后履行方丧失履行基础，这是不安抗辩权适用的程序条件。[22]如果先履行一方无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危及后履行方履约能力的恶化事实情形而又中止履行的，则其行为不能视为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应属违约行为，造成合同履行迟延或者无法继续履行的，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后履行方未为履行提供担保。如果后履行方在财产状况显著恶化等情况出现时，提供了担保，则其履行有了保障，先履行方就不能产生不安抗辩权；若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根据合同法规定，中止履行方可以解除合同，但这一权利不是不安抗辩权本身所包含的（对这个问题，笔者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加以论述）。同时，为追求双务合同双方利益的公平，也为另一方当事人利益考虑，《合同法》要求主张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承担两项附随的义务：(1)通知义务。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对方因此而受到损害。同时也便于另一方在获此通知之后及时提供担保，以消灭不安抗辩权。”[23]；(2)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应当恢复履行。
4 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效力（救济）思考
在实践中，如果具备了前文所述的适用条件，先履行方即取得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将对双方当事人产生何种影响，这就是不安抗辩权的效力。从法律效果上看，不安抗辩权主要是为先履行一方的中止履行以合法性，产生阻却违约的效力，即不安抗辩权的主要效力在于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
此外，笔者认为，在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在此，笔者结合《合同法》有关规定，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论述：
4.1 关于履约担保权问题：即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后，是否可以请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
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不安抗辩权包括请求提供履约担保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不安抗辩权不应当包括主动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理由如下：从法理上分析，抗辩权是一种对抗权，是权利人用以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抗辩的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因而必得等他人之请求，始得对其行使抗辩权，因而请求权与抗辩权是处于对立位置上的。不安抗辩权是抗辩权的一种，其必然囿于抗辩权的性质，与请求权不同，也只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防御性权利。所以说，如果允许先履行方在后履行方不能履行之虞时，可以要求提供其履约担保的权利，是不符合抗辩权性质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脚的。
以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为例，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8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笔者认为，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中止履行人没有获得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在其尽了通知义务后，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在后履行方履行期限届至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为给付，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这时中止履行人可以请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权利，这对对方来讲明显不公平。法律不能为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
4.2 关于解约权问题：即在不安抗辩权中，如果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而相对人（即对方）拒绝对待给付或提供适当的履约担保，那么先履行方有无解约权（解除合同的权利）呢？
对这个问题，大陆法系的民法规定得不明确，按照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拒绝提出担保，不使对方限于延迟，也不因此使先为给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权。[24]对于先履行方是否有解约权，我国学者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赞成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的观点，认为没有解约权，认为“不安抗辩权作为延缓的抗辩权的一种，只能使对方的请求权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行使，而不应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包括合同的解除权”；[25]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应当理解为先履行方享有“诚信解约权”，主张“如果相对人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经过相当期限后，应认先给付义务的人有解除权”。[26]
笔者认为，从不安抗辩权的性质上看，它是不应当包括属于积极性权利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德国判例与学说的通说，显然是不利于周密地保护预见到他方不履行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笔者也同意上述第二种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先履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基于诚信原则赋予的“诚信解约权”，这种解约权只是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补充，不是源于不安抗辩权制度自然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也坚持不安抗辩权本身不应理解为包括合同的解除权的观点，不认为解除合同是不安抗辩的当然权能。但是，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诚信解约权”在“一定条件”下行使，“一定条件”是相对方反复拒绝提出给付或提出担保。不过，这里的“反复”认定是要看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诚信解约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风险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若对方是的确无履行能力或拒绝提供担保，对方也无反复提出给付或拒绝提出担保的情形，在无行使“诚信解约权”的可能下，先履行方是否可以寻求解除合同这一救济方式？依据何在？虽然不安抗辩权从本质上讲是对抗请求权之抗辩权，其本身显然不包括解除合同，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结合运用。[27]以《合同法》为例，《合同法》第69条“中止履行后，双方在合理期限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其实就是将不安抗辩权与默示预期违约的结合，赋予了合同当事人解约权。[28]
4.3 关于损害赔偿问题：即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最终解除合同后，如何对先履行方加以进一步救济的问题，即先履行方是否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损害赔偿是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一种违约救济方法。损害赔偿是受害人发生了实际损失才能采用这种救济方法，正如台湾学者所言，“损害赔偿，以损害之存在为前提，方有赔偿可言”。[29]但是，大陆法因为没有明确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自然也没有规定要求违约损害赔偿的权利。
《合同法》也没有规定在合同解除后，先履行方享有立即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但是这种有始无终的救济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满足先履行方的合理要求。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第69条中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的不作为即视其明确的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以行为表明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从而有合同法第108条之适用。可见，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隐含了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这也不是不安抗辩权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是合同法上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结合运用的结果。
另外，笔者认为，如果对方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使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获得“诚信解约权”时，的确造成了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实际损失的话，其就应该赔偿对方因自己的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5 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合理性思考
5.1 不安抗辩权制度确立的实践上的必要性
不安抗辩权制度并不是纯粹的法律逻辑的产物。它能在大陆法上产生和发展，并为众多国家合同立法所采纳，甚至对各国的产生深刻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以及它与立法者所希望借合同法张扬的价值目标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