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管理办法(已废止)
海关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管理办法
1988年5月6日，海关总署
第一条 为促进进料加工业务的发展，加强海关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是指经营单位专为加工出口商品而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以下简称进口料、件），以及经加工后返销出口的成品和半成品；
“经营单位”是指经国家授权机关批准有权经营进料加工业务的进出口企业。
“加工生产企业”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承接进口料、件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出口生产企业。
第三条 对专为加工出口商品而进口的料、件，海关按实际加工复出口的数量，免征进口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加工的成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
以上免税进口料、件包括直接用于加工出口成品而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数量合理的触媒剂、催化剂、洗涤剂等化学物品。
对用于加工成品必不可少的但在加工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耗掉的仍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次品和边角料，海关根据其使用价值分别估价征税或者酌情减免税。
由于改进生产工艺和改善经营管理而节余的料、件或增产的成品转为内销时，经海关审核情况属实，其价值在进口料、件总值百分之二以内并且总值在人民币五千元以下的，可予免税。
第四条 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属保税货物，由海关实行监管。对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海关区别情况，按以下方式进行监管：
（一）凡经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系专门加工出口产品的企业，具备海关严密监管条件，有专用仓库、专用帐册、专人管理并保证遵守海关规定的，海关可以批准建立保税工厂，进行管理，其料、件进口时予以保税，加工后对实际出口部分予以免税，内销部分（不出口部分）予以征税。
（二）对签有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对口合同（包括不同客户的对口联号合同）的进料加工，经主管海关批准，可对其进口料、件予以保税，加工后实际出口部分予以免税。但合同项下进口的机器设备应按一般进口货物办理进口和征税手续。
（三）对于不具备上述（一）、（二）项条件的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可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附件）的规定，分别按百分之八十五或百分之九十五作为出口部分免税，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五作为不能出口部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的多出口部分，经向海关提交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讹，准予向纳税地海关在已征税款幅度内申请退税。
（四）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必要时，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按其实际所耗的进口料、件予以退税。
第五条 专为加工出口商品所需进口的料、件，凭国务院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机关、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以及他们授权的管理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包括各进出口总公司、省、市、自治区厅、局级工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进料加工批准书》连同由签约单位签章的合同副本或订货卡片向主管海关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并由海关核发《进料加工登记手册》（以下简称《登记手册》）。其料、件进口时，免领进口货物许可证，海关凭进口合同登记验放。
进料加工出口成品，属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应按规定交验出口货物许可证。
第六条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应对料、件的进口、储存、保管、提取使用或转厂加工，以及加工制成品的储存、出口和销售等情况，分别建立专门帐册，经营单位应在每个合同执行完毕后向海关报核。对生产周期长的，经海关核准，可每半年填写《进口料件使用表》向海关报送一次。海关有权随时进行核查，有关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应如实报告情况，并提供便利。
第七条 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时，经营单位应按海关规定填写《登记手册》和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专用报关单向进（出）口地海关如实申报。
第八条 免税进口的料、件应专料专用，其进口料、件和加工成品，均不得在境内销售。如因故必须转为内销的，应经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经海关许可。上述转内销货物，无论以人民币或外币结算，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均应及时向海关缴纳原免税进口料、件的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或属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补办手续，交验进口审批件或进口许可证后方准内销。
第九条 进口料、件应自进口之日起一年内加工成品返销出口。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限的，应向主管海关申请展期。合同执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应持凭《登记手册》和经海关签印的进（出）口货物专用报关单以及《进口料件使用表》等有关单据主动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条 经批准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乡镇企业经营进料加工业务，按规定可直接向海关办理登记和核销手续；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乡镇企业，承接委托进料加工业务，应建立专门帐册，以备海关核查，海关实行对加工企业和经营单位的双轨核销制。对具备保税工厂条件的乡镇企业，可申请建立保税工厂，海关按保税工厂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为储存备料加工进口料、件，可向海关申请建立保税仓库，并由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即料、件进口时缓办纳税手续，进口的料、件在一年内提取使用或加工成品出口时，按其实际去向和加工出口情况确定免税或补税。
第十二条 进口料、件加工为半成品后，转让给其他承接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的单位进行再加工装配时，原进口料、件的单位应会同该承接单位持凭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或生产加工合同等有关单据，向海关办理结转和核销手续，并可继续先不予征税。该承接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单独申领新的《登记手册》，但可免予办理进口批准手续。
第十三条 经海关批准免税进口的料、件，如有调拨加工出口的，接收料、件的企业应当填写《异地进口料、件申请调拨证明书》，报经主管海关核准后，其中一份由调入地海关留作备案和核销，一份退给接收料、件的单位转交申请调出料、件的单位，由其向调出地海关办理核销手续。
第十四条 出口合同中规定由国外客户免费提供或有价提供的原辅料和包装物料，加工成品出口后，如有剩余，由经营单位提出申请，海关同意后可以办理结转手续。
第十五条 已在海关登记备案的合同如发生变更、转让、中止、延长、撤销等情况，经营单位应于料、件进口前据实向主管海关办理变更或撤销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为便利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开展进口料、件的加工、出口业务活动，海关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派出关员驻企业进行监管。上述单位应当为海关提供办公场所和必要的方便条件。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进料加工业务，其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商投资企业履行产品出口合同所需进口料、件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包括将一般贸易进口的货物伪报成进料加工贸易性质，不按期向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将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申报为一般贸易出口货物，擅自出售进口的货保税物或者免税的货物以及其他走私行为或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在执行本办法和海关各项规定时，负有共同责任。对其违法行为，海关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起实施。
附件：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
以下表内所列名的料、件进口时，按95％免税、5％征税，其他料、件进口时一律按85％免税、15％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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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 名 | 海关税则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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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未硝毛皮 |43．01
2|各种已硝毛皮 |43．02
3|各种生皮 |41．01
4|各种皮革 |41．02一41．08
5|各种合成革、人造革 |59．08二
6|象牙 |05．09一（一）
7|珍珠 |71．01
8|各种玉石、钻石及毛坯 |25．32三71．02一71．03
9|玳瑁、珊瑚、琥珀 |05．09二05．10／12一25．32一
10|毛条和毛纱 |53．05一53．10
11|64”以上宽幅棉布 |55．09一
12|64”以上宽幅涤棉布 |56．07
13|纯毛、纯棉、化纤及其与他种纤|51．04 53．11一53．13 55．09
|维混纺的面料、里料，人造毛皮|56．07 58．04
14|各种机电产品的零件、部件 |84．01一84．65 85．01一85．28
| |86．09一86．10 90．01一90．29
| |87．04一87．12 88．01一88．05
| |89．01一89．05 91．05一91．11
| |92．09 92．13 97．04
15|已制成型的包装用品 |39．07三 42．02 44．21 46．03
| |48．16 62．03 70．10
| |73．22一73．23 74．19二
| |75．06二 76．09一76．10
| |78．06二 79．05．06二
| |80．06二 81．0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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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