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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傅美容


摘 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但是从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的情况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寻求完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行政责任；责任政府；政府责任


　　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这已成为我国社会及境外媒体高度关注并令人鼓舞的焦点话题。行政问责制最初是作为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措施而步入我国政治生活的，2003年“非典”期间的高官撤职，引发了一股“问责风暴”，之后，全国许多城市先后出台并全面实施行政问责制。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行政问责制正逐步从政府管理中的一种应急措施变成现代政府管理手段。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及价值理念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 王莉花，张善喜：《浅析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价值理念》，载《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9页。]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追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惩戒措施，作出党纪政纪处分，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它不仅要求犯错违法要追究，而且公务员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公众对政府及其行为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都要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

2.行政问责的客体，也称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

　　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

3.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

　　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事故问责，而且要对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作出的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作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诿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事故也要纳入问责范围，不仅对犯错违法要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有损政府形象的小节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之内。

4.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

　　行政问责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涉及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或辞退等方方面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人员组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程序的规定、复议程序的规定等等。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政治责任，即向执政党和权力机关负责；二是行政责任，即向上级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负责；三是道德责任，即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四是法律责任，即向相关法律规范负责，承担法律制裁后果。

6.行政问责的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承担相应否定性制裁的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需要强调的是，行政问责制是有效实现政府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政府，实现依法治理，进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理性选择。

（二）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理念

　　行政问责制度是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以及法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它有其内在的价值理念。

　　首先，行政问责制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对人民负责，构建服务政府，即实现“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行政问责制的全部正当性在于“权为民所授”。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一切政策和行为也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归属，即以民为本，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和扩张的民主诉求和政治制度，其产生便是这种理念的逻辑结果。

　　其次，行政问责制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责任，构建责任政府。从实质意义上讲，一个政府只有在其能够保障社会利益，促进社会意志所提出的目的，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代议民主政府在本质上也是责任政府。权力和责任是行政系统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承担责任，是现代政府应具备的首要品质，也是当代政府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对于政府及其公务员来说，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是第二位的。权力是尽责的手段，责任才是其真正属性。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及其公务员应积极地对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负责，很好地回应、满足和实现民众的正当要求，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只有对民众负责且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才是责任政府。在责任政府理念之下，行政责任与行政权力是对等的、平衡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而行政问责制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理念，突出了公共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之间的一致性，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可见，行政问责制正是现阶段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和题中之义。

浅析河北大学飙车案

吴伟增


　　案情： 2010年10月16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撞倒两名穿着轮滑鞋的女生，肇事司机李启铭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肇事者却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随后该男子被当地警方带走，经检测确认肇事者为醉酒驾驶。17日，被撞大学生陈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由于肇事者的特殊背景以及案发时的狂妄，该案件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0月24日，犯罪嫌疑人李启铭因涉嫌交通肇事犯罪被望都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分析：根据案情我认为，这一事故更应定为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交通肇事罪。因为学校道路并非公共道路，因此不适用于交通法。李启铭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解释规定：交通肇事罪中“道路”是指：发生在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地方。其中公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

　　这些路段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按交通肇事罪论处。而对于下面几种道路则不在此行列：１、乡（镇）村自行修建的道路；２、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３、住宅楼群道路；４、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５、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对于这些非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应到人民法院起诉，构成犯罪的，由公安刑侦部门受理，交警部门只能应要求比照有关道路交通法规配合处理。综上所述：校园内部道路属于第4中情况：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公路。

　　一方面，即使在公共道路上发生事故，如果其犯罪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则该行为同样应该定性为该罪。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故意”的定义并不是“愿意”发生事故，而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4条）同时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18条第4款）本案中，李启铭在醉酒状态下于人群聚集的校园超速行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可能这种结果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不顾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超速驾车，按照社会一般人的常识，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故可以推定李启铭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存在“放任”心理，构成间接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 法发[2009]47号

　　为依法严肃处理醉酒驾车犯罪案件，遏制酒后和醉酒驾车对公共安全造成的严重危害，警示、教育潜在违规驾驶人员，今后，对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一律按照本意见规定，并参照附发的典型案例，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关于本案也是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的：
　　1、本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则大量公私财产的安全。李启铭在醉酒的状态下，在河北大学校园中，疯狂驾驶，足以造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造成危害。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李启铭在醉酒的状态下，疯狂驾驶机动车，在发生事故后，仍然没有减速的意思表示，其所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采用的危险方法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的危险性相当，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应当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李启铭已经年满22周岁，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已经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本案中，李启铭在醉酒状态下于人群聚集的校园超速行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可能这种结果不是他“希望”的，但是不顾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超速驾车，按照社会一般人的常识，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故可以推定李启铭对这一事故的发生存在“放任”心理，构成间接故意。实践中这种案件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由直接故意构成外，大多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
　　实施这种犯罪不论行为人出于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基于何种个人目的和动机，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综上所述：李启铭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