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研究
苏平 重庆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登记生效主义/登记对抗主义/交易安全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财产权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有意思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三种立法例。考虑到交易安全、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等因素，我国应建立一套以登记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变动公示体系，并针对知识产权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变动模式。具体而言，在知识产权转让方面，著作权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而专利权和商标权则应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应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在知识产权质押方面，应主要采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但著作权质押应采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根据内容的不同，财产关系可分为财产权属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前者为静态的财产关系，而后者为动态的财产关系。由此可知财产法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确定财产的权属，保护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二是保护财产的流转，即通过对当事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调整，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作为财产法下位法的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围绕上述两种财产关系展开。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大多集中在静态的知识产权关系，而对于知识产权的动态关系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却并不留意，由此造成了知识产权交易当中的诸多困境。知识产权变动模式作为规范动态财产关系的主要制度，其立法是否科学攸关财产交易安全与否。研究知识产权交易的基础理论，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当下知识产权法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及立法例
（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涵
知识产权变动即知识产权的发生、变更以及消灭，是知识产权之得丧变更在法律上所表现出的一种权利动态现象。知识产权的变动表现的是知识产权的运动状态，即人与人之间对于权利客体的支配和利用关系在法律上的变化。由于知识产权是对知识财产的直接支配，因此知识产权变动是知识产权主体与知识财产相互关联的变动。从形态来看，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创造新的知识财产以及买受和继承（转移）知识财产等。知识产权的丧失，则是因知识财产的灭失（绝对的消灭）、让与（移转）、长期不行使权利导致消灭时效、放弃等方式而丧失。如果将知识产权出资入伙，则产生共有关系（内容的变更）；如果设定质权，则会产生自己不能亲自使用收益（作用的变更）等变更。就广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其涵盖了知识产权产生、变更和消灭等各种不同的知识产权变动方式；就狭义而言，知识产权变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知识产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控的具体方式。因此，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内容不涉及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导致的知识产权变动，如知识产权的产生、消灭和继承等。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及其立法模式。因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包括了各种知识产权类型的包容性体系，且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变动模式也可能会有所差异，故笔者仅以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种典型的知识产权为对象，对知识产权变动模式进行研究。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
财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具有“区域化”色彩，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立法体现，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也是如此。关于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国内学界并无定论。例如，有学者在方法论上借鉴物权变动模式，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分为意思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和知识产权形式主义模式；[1]而更多的学者只是在著作权转让或知识产权质权等具体的知识产权变动问题中提出了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登记对抗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模式。[2]综观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具体表现以下三种模式，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应将知识产权之变动系于法定的公示方式——登记。
１．意思主义模式
在意思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的变动以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为根据，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而无需登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５条规定：“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使用合同、转让合同的，可以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在此，对于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登记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不影响其效力。在专利权许可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１４条第２款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管理办法》第５条的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当事人应当自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但是，对备案的法律效力，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不过，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应认定此处的“备案”只是一种倡导性规范，当事人备案与否并不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效力。其原因如下：（１）从立法用语上看，上述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之日起３个月内向主管部门备案；从语义上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备案之前就已生效，因而不存在备案影响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生效的问题。（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９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备案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其效力不受任何影响。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著作权的转让以及著作权和专利权的许可都采用了意思主义模式。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著作权法”第３６－３９条关于著作权的转让、许可和著作权质权设立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模式。
２．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下，知识产权之变动原则上取决于作为基础关系的合同，即合同生效则知识产权发生相应的变动，但未进行登记的，则该权利变动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在法国，注册商标权、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之转让即采用了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Ｌ．７１４－７条规定：“任何注册商标权的权利移转或者变更，非经在全国商标注册簿中登记，不得用以对抗第三人”；第Ｌ．５１２－４条规定：“任何改动或转让注册外观设计权利的行为，凡未在一个全国外观设计注册簿的公共注册簿中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Ｌ．６１３－９条规定：“所有系于专利申请或专利的权利的转让或变动行为，非经在国家工业产权局设立的全国专利注册簿中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对著作权的变动也采取该模式，如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第７７条和第８８条的规定，著作权的转移或处分的限制，或以著作权为标的的质权的设定、转移、变更、消亡若不在著作权登记簿上登记，则这些事项不得对抗第三人。《加拿大著作权法》第５７条第３款也规定，如果未能真实告知受让人或被许可人，任何基于价格因素进行的版权转让或涉及版权利益的许可将会被裁决为无效，除非之前的转让或许可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了登记，而且登记文书记载了受让人或被许可人所主张的权利。此外，《美国版权法》第２０４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１０４条都有类似的规定。在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４０条第３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办法》第４条的规定，商标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法律要求自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签订之日起３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１９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商标许可合同未经备案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商标许可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模式。
３．登记生效主义模式
在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下，登记是知识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之一，非经登记，知识产权不发生当事人意图实现的权利变动效果。《日本专利法》采用的就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日本专利法》第９８条规定：“下述事项若不进行登记就不发生效力：（１）专利权的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专利权的放弃、专利权处分的限制；（２）专用实施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或处分的限制；（３）以专利或专用实施权为目的抵押权的设定、转让（因继承及其他一般继承除外）、变更、消灭（因混同或担保债权的消灭除外）或处分权的限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统一技术权跨境移转合同必须进行国家登记，不遵守国家登记的要求将导致合同无效，而且是自始无效。[3]《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第２７条规定，如果向专利局提供了相应证据，基于当事人一方的请求，通过商标注册获得的权利的转让，应当记录在注册簿上，如果权利的转让只涉及商标注册的某些商品或服务，应当应要求缴纳收费表规定的记录转让的费用，如果不缴纳此费用，应被认为没有提出此请求；第２８条规定，如果将注册商标权转让或移转给第三方，权利继受者在专利局的程序中，或在向专利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或在就法律问题向联邦法院提起的上诉程序中，只有自专利局收到转让注册的请求之日起，权利继受者才能够要求保护该商标以及主张通过注册获得的权利。由此表明，德国商标法对商标的转让实行登记生效原则。我国现行立法对专利权和商标权的转让以及知识产权质权的设立也采取的是登记生效主义模式。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１０条、《商标法》第１０条的规定，专利权和商标权转让中的相关交易人应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或提出申请，且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商标权转让合同自其被核准公告之日起生效。
二、知识产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以交易安全为核心价值的考虑
（一）交易安全：知识产权变动的价值基础
“安全”作为法律的基础性价值之一，有助于生命、财产、自由与公平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4]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所言：“保护生活、财产和契约的安全，构成了法律有序化的最为重要的任务；自由与平等则应当服从这一崇高的政治活动的目标”。[5]之所以将安全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安全不仅与法秩序密切相关，也是法秩序价值的体现。[6]这种安全价值在经济生活中体现为静态的财产归属安全和动态的财产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财产权的权利变动机制。“近代市民法的原则性的权利变动机制是建立在权利确定和意思真实的基础上的。”[7]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表意人的意思可能并不会反映权利的真实状态，而当事人又善意无过失地相信该意思而为某种交易时，这种善意且无过失的信赖显然有保护的必要。于是，在民法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信赖保护制度，如表见代理制度。为了确保交易安全，现代财产制度往往为其配置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如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公示原则、公信原则等，而财产权变动模式与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及公示原则、公信原则息息相关，知识产权变动模式当然也不例外。
（二）公示公信：交易安全的实现方式
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与公示原则的关系在我国学界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物权为例，我国学者关于物权公示的对象有“享有或者权利说”、“变动说”、“享有及变动说”和“享有、变动及消灭说”等。[8]为了便于论述以及厘清表征方式、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叶金强先生的观点，[9]将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与知识产权变动的公示以及其公信力加以区分。
１．知识产权静态归属的表征方式与公信原则
在财产交易中，为获得排他性产权，交易相对人必须透过某种信息渠道去了解和落实涉案财产的权利状态，以避免遭受损害。若将此种信息渠道的构建和权利状态的落实完全交由交易相对人，则往往需要通过一步步回溯权源的方式来实现，但这种方式极可能导致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现代财产法透过财产权的表征方式建立起一条稳定的信息传递渠道。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该渠道达到识别权利主体、了解权利状态之目的，而这种为法律所承认的识别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即为财产权的表征方式。以物权为例，物权的表征是权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外人表明其拥有物权的事实和外观，是世人借以判断某人拥有物权的初步依据。因此，物权表征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利表象或权利外观。[10]在现代物权法中，占有被确定为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而登记则被确定为不动产物权的表征方式。因此，交易相对人可以通过观察交易之动产的占有状态或者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方式来达到获取交易之动产或不动产的权利主体和权利状态等信息之目的，以避免因交易信息的不对称而可能导致的交易风险。然而，仅仅具有财产权的表征方式显然不足以保护交易安全，于是，现代财产法在财产权表征方式的基础上推导出公信原则，即第三人因基于对法律认可的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的信赖而进行某项交易时，即使该表征方式所标示的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第三人也不会因表征方式传递信息的错误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典型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可见，公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它有时虽然不免牺牲真正权利享有人的利益，但这是法律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权利享有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进行均衡、选择的结果。”[11]
在知识产权领域，因不同种类的知识产权的产生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知识产权表征方式的云泥之别。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产生虽然涉及创造性行为、申请行为以及国家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三个方面，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商标权和专利权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登记、公告等程序才能获得保护。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登记不仅涵盖权利主体、权利范围以及权利期限等极为详细的权利信息，而且以国家主管机关的名义发布，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第三人因信赖主管机关的登记信息而与登记的专利权或商标权主体进行交易时，其信赖利益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此即登记公信力的应有之义。与此不同，著作权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经完成即获得著作权的保护，不存在主管机关的授权行为和权威的登记信息系统。因此，著作权的享有无法通过登记的方式来表征。即使权利人可以通过自愿登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权利，著作权权属登记也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这是因为，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为自愿行为，因为受到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真正进行登记的作品比例不高，所以不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意义；另一方面，著作权权属登记的公信力强度无法与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相比。不同的权利表征方式推导出来的公信力应有强度差别，其实质是对第三人信赖提供何种程度的保护是适当的。以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为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占有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成为常态，实际占有动产的主体极有可能不是动产的所有权主体，因而占有表征权利的缺陷会因此而扩大，这就要对动产占有的公信力进行一定的限缩，并要求第三人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而不动产登记虽然也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但在较为严密的规则体系下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动产登记应比动产占有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在著作权权属登记中，登记机关一般不会对登记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并享有著作权以及作品的真实权利状态进行审查，因而登记的信息也就极有可能与作品的真实状态不符；而专利权和商标权权属登记所标示的信息相对而言要准确得多，特别是在权利主体状态的准确性上。因此，著作权权属登记的表征方式及其公信力受到很大限制。同时，由于著作权的主体缺乏具有普遍性的表征方式，第三人也难以确定作品的真正权利人，因此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原则上属于作者，而在作品上有署名的情况下，形成准占有的正面推定力，推定署名人为作者，进而可以推定其为著作权人，这实际上就是著作权的一种表征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的人与作品的作者是一致的，第三人可以通过查看作品的署名来判断著作权的权属状态。由此可见，著作权权属登记或署名推定原则所引申的公信力强度要低于专利权和商标权的权属登记，而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会影响到权利变动模式的选择。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
环境保护部
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
环发[2011]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辽河保护区管理局：
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等手段，对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害范围、程度等进行合理鉴定、测算，出具鉴定意见和评估报告，为环境管理、环境司法等提供服务的活动。为切实推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顺利开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是应对环境挑战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二三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集中显现，环境保护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而我国法律在环境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和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有效落实，与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及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很不适应。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全面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是切实落实污染者负担原则、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的迫切需要。
（二）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
目前，在我国环境管理实践中对私益环境损害的赔偿远不能足额到位，对公益环境损害的赔偿更是很少涉及。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对环境污染损害进行定量化评估，将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与行政罚款数额，有助于真实体现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强化企业环境责任，增强企业的环境风险意识，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突出问题，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是优化环境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手段
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必须优化环境行政管理方式。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使环境行政处罚与污染者造成的实际环境损害和获取的收益挂钩，有助于推动环境行政管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深化环境责任保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创新，有助于加快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应急处置等环境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是推进环境司法深入开展的技术保障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环境污染损害行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都做出了原则规定，但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管理机制，环境污染案件在审理时仍存在许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研究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工作机制，可以为司法机关审理环境污染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将有助于推动环境司法的深入开展，切实维护群众合法环境权益，依法严厉惩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二、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
（五）指导思想。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为指导，以保障环境安全、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实现污染者全面承担责任、受害者获得足额赔偿、生态环境依法得到保护，促进环境管理从主要利用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历史性转变。
（六）工作原则
统筹规划，有序推进。以“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为指导，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与环境风险防范、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污染修复等相关工作统筹规划，有序推进。
立足国情，探索创新。立足国情，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不断创新管理机制。
试点先行，逐步完善。充分发挥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积极性，试点先行，以“先易后难、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为原则，针对各类环境要素与污染因子，逐步制定、完善相关技术规范与标准。
科学严谨，维护公正。及时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开展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建立监督机制，确保鉴定意见和评估报告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公正性。
（七）总体目标。围绕环境保护中心工作，制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组建鉴定评估专业队伍，健全工作机制，为环境行政管理、环境污染案件审理以及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与修复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八）阶段目标。2011-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重点开展案例研究和试点工作，在国家和试点地区初步形成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能力。2013-2015年为重点突破阶段，以制定重点领域管理与技术规范以及组建队伍为主，强化国家和试点地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队伍的能力建设。2016-2020年为全面推进阶段，完善相关评估技术与管理规范，推进相关立法进程，基本形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能力。
三、工作任务
（九）推动立法进程。研究论证环境污染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等基本制度，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积极推进环境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和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的立法进程。
（十）制定技术规范。研究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范围认定与损害鉴定评估、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后评估与监测等方面的技术规范与标准，逐步形成覆盖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生态破坏等多个领域的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方法。争取利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与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体系，同时加快环境损害修复技术的研究，为科学化、定量化评估环境污染损害奠定技术基础。近期以严重危害公众环境安全的水污染事故和重金属污染事故为突破口，开展重点领域技术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
（十一）组建专业队伍。依托环境保护系统内现有科研技术单位的业务优势，组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管理与技术支撑队伍，明确职能定位。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与环境执法分离，保证其独立性及中立性。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推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队伍逐步纳入国家司法鉴定体系。
（十二）健全工作机制。抓紧建立高效便民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制，逐步规范运行模式，完善管理制度。联合相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地方环境保护科研技术单位，形成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研发体系。加强与司法部门等有关单位的协调配合，推动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
四、试点工作部署
（十三）积极开展试点。环境保护部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单位要根据本辖区实际，从高起点上统筹规划，力争在地方立法、制度建设与管理模式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要依托本辖区现有的环境保护科研技术单位业务优势，在2011年年底前组建专业队伍，确保有一定理论与实际工作经验的科研人员专职从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工作，建立地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专家库，尽快形成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能力。
（十四）重视案例评估。试点单位在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要及时启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建立环境污染事件案例库，开展环境污染场地修复调查，运用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开展实例验算，重点对环境污染导致的资源环境损害进行评估测算。
（十五）做好指导交流。国家和试点单位之间要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指导与信息交流。
五、保障措施
（十六）重视组织领导。各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加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制度建设，主动与立法、司法等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积极有序地推进工作开展。
（十七）强化能力建设。各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尤其是试点单位，要在人员编制、工作经费和研究课题安排、人员培训与鉴定评估设备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倾斜，确保前期科研和鉴定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尽快形成鉴定评估能力并不断提高鉴定评估水平。加强技术储备，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展研究领域，逐步向污染修复及生态恢复等领域纵深推进。开发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网络体系。
（十八）加强培训宣传。要及时汇总研究成果，组织编写培训教材，结合案例试点评估，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对管理和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要注重宣传，普及专业知识，推广成功经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做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附件：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I版）
http://www.mep.gov.cn/gkml/hbb/bwj/201105/W020110530352486511962.pdf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