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
（十一届第5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2年7月26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7月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1994年9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9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12年7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和对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例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产品质量的监督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第四条 鼓励、支持和保护对产品质量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为检举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检举人保密，检举情况经查证属实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对检举人给予奖励。检举奖励经费由同级财政在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
第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管理机制，根据质量信用等情况对生产者实行分类监督管理；建立健全产品质量失信公开制度，加大对产品质量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引导、督促生产者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健全管理制度，并建立相关信息报送溯源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生产者应当加强产品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和健全管理制度，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报送质量安全的相关信息。
第六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采用监督抽查、定期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等方式。
第七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应当以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用于评价产品质量指数的代表性产品为重点。
第八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定期监督检查，由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统一规划，并组织实施。
在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监督检查周期内，任何部门不得重复安排监督检查。对违法重复安排检查的，生产者、销售者有权拒绝检查。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数据在同一检查周期内应当作为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共同依据，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公布或者告知被检查人。
第九条 经国家和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机构，可以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执行产品质量检验规范和标准，抽样检验的产品数量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有关规定，并出具抽样单。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在检验前应当妥善保管已抽取的样品，保持其原有状况。检验后的样品，除已正常耗损或者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外，应当全部返还被检查人。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
第十一条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检验的判定依据是：
（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二）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经备案的企业标准；
（三）国家或者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批准的产品质量检验方法或者质量评价规则；
（四）合同中有关质量的条款和以产品说明书、质量保证书、标签、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产品质量状况。
处理有关产品质量争议，应当以依法设置或者依法授权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作出的检验结论为依据。
第十二条 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按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规定的期限报告检验结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在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七日内将结果通知被检查人。
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检验结果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实施监督检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申请复检。
第十三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其他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查人收费，所需检验费用由同级财政在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
定期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检查所需检验费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执法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为被检查人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人以上参加，并出示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执法。
第十六条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按照规定实施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时，被检查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检验样品，并根据检验工作的需要在检验手段和工作场地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七条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生产、销售的产品，其质量、标识、包装等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第十八条 食品、化妆品、农药、化肥以及国家和自治区规定要求标明所含主要成份和含量的其他产品，生产者应当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明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生产日期和有效期，并附有中文使用说明书。
第十九条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家用电子电器，以及结构、性能复杂的耐用消费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在产品出厂、销售时附有安装、使用、维修和保养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条 用进口散件组装或者分装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用中文注明原产地、组装或者分装企业的名称、地址。
第二十一条 生产者的质量检验机构及其质量检验人员或者受生产者委托代为出厂检验的检验机构及其检验人员应当对产品的检验结果负责，不得为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签发合格证。
第二十二条 销售者应当根据产品的特点以及产品包装上的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采取必要措施，保持产品质量，依法对销售的产品承担质量责任。
第二十三条 生产者、销售者不得生产、销售下列产品：
（一）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生产销售的；
（二）失效、变质或者超过安全使用期的；
（三）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四）隐匿、伪造产地、生产日期或者失效日期，隐匿、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地址、条形码，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以及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
（五）伪造、涂改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质量保证书等质量证明的；
（六）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
第二十四条 对达不到原标注等级，但仍属合格品范畴的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在产品或者其包装的显著位置，或者采用其他明示方法，标明该产品所达到的实际等级后，方可出厂、销售。
对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失去使用价值的产品，应当予以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不得以任何形式出厂、销售。
第二十五条 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发布公告、公告失实或者向新闻媒体提供失实信息的；
（二）违反规定采取查封、扣押措施或者不及时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的；
（三）使用或者损毁被查封、扣押的物品的；
（四）在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或者质量监测中，向被检验人索取贿赂或者违反规定索取样品的；
（五）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六）向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人通风报信，帮助逃避查处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之一，造成当事人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被检查人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检验样品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出厂、销售产品；对拒不执行，擅自将产品出厂、销售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处以出厂、销售产品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销售失效、变质或者超过安全使用期的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定，隐匿、伪造产地、生产日期或者失效日期，隐匿、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地址、条形码，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以及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项规定，伪造、涂改质量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质量保证书等质量证明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生产、销售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出厂、销售达不到原标注等级但仍属合格品范畴的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未在产品或者其包装的显著位置，或者未采用其他明示方法，标明该产品所达到的实际等级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等值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出厂、销售应当予以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处理的产品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权责令停止出厂、销售，没收违法出厂、销售的产品，并处没收违法出厂、销售的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 悬 赏 广 告
叶 明*
【内容提要】悬赏广告现象在当代社会出现越来越多。其法律性质如何，到底有无效力，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学术界也有争议，以至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往往做出不同的判决。否定悬赏广告有效的学者，往往认为“契约说”不足,而对“单独行为说”又不加以承认。笔者试从“契约说”的角度对悬赏广告的性质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有效性，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司法实践中的一致。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独行为说，意思表示，等价有偿
一、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１９９５年第２期（总第４２期）发表了《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该案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悬赏广告现象。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在现代社会尤为常见。其方法多样，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内容广泛，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法律上又没有规定，而民法上悬赏广告理论有颇多争端，致使实务界处理此类案件甚感棘手。最近，新闻媒体又对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进行炒作，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引起讨论。借此，应当在理论上对悬赏广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
二、有关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
王云辉诉董仁帅悬赏广告纠纷案的案情是，1996年9月21日晚，莱阳市伊达实业公司经理王云辉下班时不慎将自己的皮包遗失在某公司门口，内有手持电话机一部，现金7100元，还有信用卡、单据、身份证和240吨化工原料的原始化验单。为了找回遗失物，王云辉打印了约20份寻物启事，张贴于街头和遗失地点周围的建筑物上，并在广播电台播出，均明确表示："如有拾到包者，愿酬谢人民币1万元；有提供线索者，愿酬谢人民币3000元。"董仁帅拾得该皮包，称其另有人拾得皮包，自己是提供线索者，要王云辉支付1.3万元。王云辉只同意给1万元。双方多次协商未成。王云辉报警，公安机关传唤董仁帅，并将董拾得的皮包等物扣押，并以敲诈勒索为由对董予以行政处罚。1996年12月19日，董仁帅向莱阳市法院起诉，请求伊达实业公司履行付酬义务。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发出寻物启事，明示了对捡到者的酬金数额，属内容合法的悬赏广告，应当履行；原告捡到包后又得知寻物启事的内容，即与被告联系并核对实物，是该广告的相对人，有权利享受酬金。双方就酬金数额的争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一审判决原告将拾得物归还被告，被告按约给付原告酬金1万元。王云辉不服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关于"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的规定，认为遗失物的拾得人负有将拾得物归还失主的法定义务，没有向遗失人请求报酬的权利，故判决：撤销莱阳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董仁帅要求王云辉给付1万元酬金的诉讼请求。
近几年来，悬赏广告纠纷案件并非仅此一例，另外相关的案例还有：
其一，原告于1996年3月5日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0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发现后，立即在电视台和有线广播电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声称对拾到并归还者给付1.5万元报酬。10天后，被告在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地点，要求原告在接受提包的时候，必须兑现给付1.5万元的承诺。原告否认自己的承诺，只同意给付2000元；经有关部门调解，原告只同意提到1万元，故被告以原告不兑现承诺给付1.5万元为由，坚持不返还提包。原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原告给付被告1.5万元，被告将拾得的提包返还原告。
其二，1996年1月，安徽汇通商厦与合肥市百货大楼等商家共同发起“坚决不卖假货”的倡议书，公开承诺“商品计量，少一罚十；商品质量，假一罚十；商品价格，暴一罚十”。消费者王志明到该商厦知假买假，在取得了购买的商品确系假货的证据后，向汇通商厦索赔，被拒绝，后向合肥市市中区法院起诉，要求汇通商厦给予货款价格十倍的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汇通商厦知假售假，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关于商品质量假一罚十的承诺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只能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赔偿。原告、被告均不服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汇通商厦的销售行为合法，没有以假冒伪劣产品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仅判决汇通商厦返还原告的购物款及利息。
在本文讨论的案例和前一个案例中，毫无疑问，其性质是悬赏广告。但是有关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果是认其为悬赏广告性质；另一种结果却认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拾得物应当交还遗失人，而且这种义务是法定义务，而法律没有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因而判决归还原物，不得依此索要酬金。这两种判决结果表明了司法实践对悬赏广告纠纷法律适用认识的分歧。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作为通说，是承认悬赏广告的性质的。
至于“假一罚十”的承诺案件的性质，有的认为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范围，理由是，该法条关于增加一倍的赔偿，虽然没有明确讲是最低赔偿线，但按照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原意，本条属于授权性规范，应理解为最低不低于一倍的赔偿； 也有的认为“假一罚十”的承诺是一种悬赏广告，它另有希望公众予以监督、予以捉假之意，当消费者购买了假商品，即意味着实现了悬赏广告中所提出的条件，也即对对方发出的要约予以承诺，则悬赏者应按“承诺”兑现，这也是笔者的观点。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悬赏广告纠纷案件，在民商法的理论和实务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立法还没有对悬赏广告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前，对悬赏广告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悬赏广告的概念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于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意思表示。① 因此，广告人对于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
从其定义可以看出，悬赏广告具有以下要件：
1.须有广告人。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行为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当然，他必须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广告的方法就多种多样了。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发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完成一定行为。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广告人负有债务，行为人行使报酬请求权的条件。换言之，一定行为的完成即为承诺。② 如在遗失物的悬赏广告中，这个“一定行为”即是拾得遗失物。在上述王志明购买假货的案例中，王志明在该商场购买到了假货，即完成的其悬赏广告要求的完成一定行为。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广告人因广告行为而使自己受债务拘束。当行为人完成一定行为时，债务发生效力，广告人向行为人给与报酬。至于报酬的种类、数额，是有广告人自己决定的。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利益均可。”③ 因此可以是称号、奖章、匾额等等。
四、 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的不同看法：
（一）应否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均予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虽对悬赏广告未做出规定，但是，《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行为的，在打假中，就有“打一奖一”的悬赏广告，应征人打假100万元，就奖励100万元。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悬赏广告的存在价值和具体适用，绝大多数持肯定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刊登了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认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而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则是对广告人的有效承诺，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因而判决支持行为人给付悬赏广告约定给付的酬金的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的《人民法院审判案例选》中，今年来也发表了数起悬赏广告的案例，法院均判决支持行为人的诉讼请求。本文讨论的案例，一审法院的判决所持的理由，与这些判决所持的理由是基本相同的，均认悬赏广告是合同性质，在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悬赏广告的广告人和行为人均受悬赏广告的内容约束。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可取的。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否认悬赏广告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诚然，《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是有法律效力的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义务将拾得物交还失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理论上和实务上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失主在遗失财产的时候，做出了给拾得人以报酬的悬赏广告，对于这样的要约，广告人应当受其约束；这种约束，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并不矛盾，拾得人有向失主归还遗失物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得到悬赏广告标明的报酬的权利；广告人享有得到遗失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支付自己所做出承诺的报酬的义务。在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决不能只强调法律的规定而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这一判决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将《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认为行为人索要报酬的行为不仅于法无据，而且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90条第2款的观点，是追求不正当利益。这种看法违背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不可取的。
二是，《民法通则》在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的民事责任中，亦有不尽完善、不尽合理之处。在我国古代立法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中，对拾得遗失物等财产的责任，多作给予奖赏的规定，即拾得遗失物等财产，在将原物归还失主的时候，失主应当给予拾得人以适当的奖金或者报酬；如果无失主认领，则将遗失物一半充公，一半充赏。这样的做法，对拾得人不将拾得物占为己有的行为是一种鼓励，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表面看起来是提倡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实际上的社会效果并不如其所料，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意义，那就是将拾得物交还失主拾得人得不到任何利益，倒不如占为己有。
依上述理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判决将《民法通则》的规定与悬赏广告对立起来，无论怎样，都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就是"假一罚十"的承诺的案件中，也应当维护商家承诺的严肃性和正常的交易秩序，不得随意否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法院判决轻易否认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其消极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民事流转的正常秩序。相反，承认悬赏广告的合法性，对拾金不昧的行为予以积极的鼓励，有利于鼓励公民和法人遵守社会主义公共道德，遵守诚实守信的民法原则，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因而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二）如何认识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在法律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怎样确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契约，即合同性质。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对象所发出的要约，只要某人完成指定的行为即构成承诺，双方成立合同。完成广告行为的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负有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支付报酬的义务。这种主张是多数学者的意见，在实务上，大多数人采纳这样的主张。
第二种意见认为，悬赏广告的性质是单独行为或者叫做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这种主张认为，悬赏广告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单方面负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行为的人做出有效的承诺。其理由是：第一，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做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约束；如果行为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的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同时广告人应受广告的约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不得随意撤回。第二，可以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第三，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行为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第四，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的主张，可以避免行为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避免行为人在对方不履行给付报酬的时候，拒绝完成广告指定的行为的成果的弊端。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专门认定为合同性质，或者专门认定为单独法律行为，均有不足。将符合合同调整的悬赏广告作为合同对待，将不符合合同特征的悬赏广告作为单独法律行为对待，就更能够处理好悬赏广告的各种纠纷。日本学者认为，民法上将悬赏广告规定在合同的章节中，但另外还承认作为单独行为的悬赏广告，且这样的情况更多些。
以上各种主张的视点和角度各有不同，在实行中，亦各有解决各自矛盾的办法。按照笔者的看法，首先，对同一种悬赏广告的行为采用两种不同的性质来认定这种折衷的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是很繁琐的，且不实用。其次，单方法律行为说是从根本上承认悬赏广告的有效性。因此，它克服了契约说的弱点，其成立的理由更加充分。将悬赏广告认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则完全可以避免将其认定为合同性质所存在的麻烦问题。但是，契约说给法学结合司法界一个较为宽敞的讨论余地，让人们可以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来分析事物的是非曲直。而且，契约说是我国法学界较为认同的一种观点。最重要的是，一些学者也往往以契约说的弱点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有效性。因此，笔者认定悬赏广告为合同性质。笔者试从契约说来探讨一下悬赏广告有效的理由。但至于相对人与广告人之间是否有合意和相对人是否有行为能力等，契约说仍有其弱点。
（三）对契约说主张的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