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正义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通往正义的两条道路往往在我们心中分叉：我们试图作为一位行者而同时踏上两条相反的道路——达玛什卡
“司法的公正就是对抗，通过对抗，由法官选择更有道理、起码看起来更有道理的一方。”——张卫平
程序规则的不同，往往只是技术层面（或者说是形式）上的不同，而真正不同的，则是不同法哲学观下正义观的不同。虽然，正义的价值永远是一致的，但通往正义的道路却千差万别，这种手段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实质的差异。
最近，在一次法律诊所的课上，讨论有关律师职业要求与社会道德的问题，大部分（几乎是全部）的人都认为作为一名律师应该做的是服从社会道德，甚至有人提出要将自己的被代理人（其欺骗律师隐瞒了相关事实）投诉至相关部门，使其败诉……从这个事例，我想到了苏力所讲的法院帮村妇解除婚姻关系的例子 ，当事人希望与不孝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基层法院法官们则“好心”建议其解除与失踪多年丈夫的婚姻关系，以逃脱苦海；又有某著名律师近年来常常充当一些“罪大恶极”人的辩护人，社会就认为他是这个人“变质”了，成了邪恶的代表，背离了社会正义，应受到唾弃……由此，我想到了两个人：刘涌和辛普森。同样是两个“罪有应得”的人，同样是证据不足（当然还有程序瑕疵），但结局确实天壤之别。一个成立“社会正义”的牺牲品，一个成了“法治”的典型。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某著名比较法学者曾说过，如果他是无罪的，他宁愿在大陆法系国家受审；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则更希望在普通法院受审。 这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司法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对“司法公正”的不同态度。
肇始于罗马法时代的职权主义主要特点，在于突出审判主体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而置控辩双方以消极、被动地位，法官在庭审中是唯一主角，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展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取舍，均由法官依职权决断。检察官（公诉人）仅处于配角地位，他旨在法官调查事实之后，必要时才对法官忽略或遗漏的事实进行补充性调查。在提出证据方面，检察官也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理论尚认为控方须提出证据以支持公诉主张，但证据主要是由法官提出并由其组织调查的，因而使诉、审职权不能彻底分离。另方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庭审中，辩方只有经法官许可才能提出证据或者反驳控方证据，而且一般只能在法官调查后才能进行，法律虽然规定被告人有权反驳控诉，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但关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程序设置往往缺乏刚性，而使辩护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基点是追求实质真实和有效惩罚犯罪。
在这种模式下，正义的追求往往牵附的是人（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制度。这颇有点像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进而认为司法的公正在于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即所谓的实质正义。而要实现这个任务，无疑由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法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在“包青天式”法官的明察秋毫下，一定能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而使一切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在法庭上上演，法庭下坐着战战兢兢的原被告，威严的法官大人高高在上。法官像一名牛气十足的导演一样指挥着这幕戏的铺开，而原被告所要做的就是按照事先设计好了的台词毫无激情的念完了事。如果稍有不慎，或者倒霉遇上脾气不好的法官还可能遭到狠狠的训斥。当法官一切了然如胸时（或者说是早就了然如胸），这幕戏便告结束，而只等着法官的宣判。一切似乎很完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切，这必然是社会最公正的判决了，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比这更合理的方式了。
产生于英美普通法“温床”下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则与此相反，其注重控诉与辩护力量的平衡，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诉方的举证和被告方的反驳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的地位，这种模式比较彻底地实行控、辩、审职权的分离，因而有利于调动控、辩双方的诉讼积极性，使双方主体能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充分陈述意见，实行有效对抗，使一切证据、事实和理由的真伪、虚实都能在法庭上加以揭示和澄清。法官及陪审团的基本任务是听取双方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辩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作出裁决。法官并不亲自调查取证，也不主动控、辩双当审查证据的活动，而是以独立的仲裁人身份来解决控、辩双方的冲突，他与双方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价值取向，强调恪守正当程序。
两者之所以在理论的建构和实际应用中产生如此大的差别，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对于“正义”的理解。正义在一个社会的实现，显然是这个社会司法机构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正义是什么”、“怎样实现司法正义”，则可以成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分水岭。职权主义模式认为“正义”是一种绝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即实质正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手段就是实事求是地还事情以真相，在真相的基础上建构社会正义。在这种司法环境中，人们遇到一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它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它现在是怎么样”。他们认为唯有发现事实的真相，在这个所谓的真相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决才是公正的。就像刘涌案一样，人们关注的不是证据能不能证明刘涌有罪，而是“认准一个理”地认为他就是有罪。这种想法在法官的头脑中存在，而且也在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存在。
与此相反，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认为正义，只是制度的正义，即形式上的正义。正义的实现不在于“人”，而在于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制度。正义的衡量标准不是具体结果的正义，而是制度建构的正义和运行的正义。 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正义的建构的出发点不是某一“具体的人”，并且其依附的也不是某一位英名的法官。因为，他们相信，与其期望一个从来不出错的好法官，不如相信一套公平而合理的制度。具体到司法运作中，法官们判断一个案子，首先想到的决不是要竭尽全力找个“水落石出”（事实证明这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将他的眼睛死死的盯在法庭上对抗的控辩双方，“谁听起来更有道理”谁就应该得到支持。在辛普森案件，控方不能就血液检验、种族歧视和手套大小作出合理的证明，因而法官们认为辛普森是无罪的，而不会“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使自己成为“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固执”地宣告辛普森有罪。
概括起来，职权主义相信的是“法外还有法”，即不管现在的事实是怎样，法律对此是怎样规定，最终应该获胜就应该是“事实上有理”的一方。这种“法治”其实质上是对法治的一种解构，它本末倒置了法律所需要追寻的真正目的，将司法的正义完全建构在一种道德情感之上，而不是法治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智。它将其保护的触角看似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具体人（比如说解决具体纠纷），但实质上只是保护了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建构于“人”之上公正，其结果往往是导致更多的人的牺牲和制度之“源”的破坏。现实和理论都证明这种“设想”只是“一厢情愿”。
当事人主义则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信“法律不相信眼泪”，法律人的职责不是社会道德的施舍者，其所遵循的是职业的“冷漠”与“中立”。进而，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是对“规则的效忠”和形式的正义。
正义观上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司法模式的建构上最终分道扬镳。具体到制度层面，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多差别。比如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专断，当事人主义实行了诸如“起诉书一本主义”、“无罪推定”、“交叉询问”、“陪审团制度”等。而职权主义则在一种浓重的国家主义的氛围下对当事人进行控诉，为将当事人最终送进监狱，甚至可以刑讯逼供。在“人”的设置上，也是这两大模式典型的区别。如果把大陆法系称为“法学家的法”的话，英美法系显然就是“法官的法”。其制度下，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法官和律师。在当事人主义下，法官不像职权主义国家中那样“手握重权”而高高在上，而是消极、被动听取双方对事实的展开。 他不能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证据，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质证所反映的事实和双方的主张作出裁判。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另一重要角色便是律师。律师虽然被称为维护社会正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比较上，职权主义模式显然不如当事人主义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堪称为律师的社会。没有律师，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说一方面，是律师塑造了对抗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对抗制塑造了英美法国家的律师。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可以说对抗制与律师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律师不仅承担起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而且与控方一起成为推动法庭程序展开的控制力量。可以夸张地说，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胜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聘请的律师的高明与否。在这种模式下，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再也不是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的对抗。法官就像竞技场上的裁判，而控、辩双方就是比赛的对手，双方在场上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技艺而击败对手，而无需顾及可能存在的“黑哨”。如果将司法的正义比喻成一条居中于控、辩双方的中线，那么当事人主义下，正义的实现就是通过双方的律师各自不断的努力而逐渐靠近这条“中间线”，离“中间线”越近，正义就得到越大程度的实现。司法的正义在这里就等同于这种对抗式的争锋，而非某各个人的主动干涉。这可谓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精髓”。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就能很好的解决在一开始所提到的问题了，律师的本职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他的当事人，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那种认为律师也要承担“道德义务”的观点，其实质是没有认识正义的本质。他们须不知，正是自己的行为，使得那条“正义”中间线遭到了破坏，司法的公正被践踏了。
“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则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 达玛什卡这段对政治与法制相关性的评述，为我们了解这两种司法模式不同背后的因素指明了方向。有学者指出，统治阶级终究是通过他们所确定的司法制度来赢得自身的合法性的。围绕者这一中心，许多学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设计很容易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波动——特别是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等等标签化的立场之间的摆动。他们进而指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这种波动直接影响到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诉讼的进程——在对程序形式的选择中，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刑事程序中，他们同样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影响到被告从国家那里得到保护的程度：英美刑事检控制度中被告人的特殊地位总是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紧密关联。 马克思•韦伯也指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
具体到政府的结构，与司法模式相对应的分为是科层型和协作型官僚制（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科层型政府结构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集权主义的领导机制，所有的组织呈现金字塔般的结构形式，最终只存在一个最高决策机关。由此相连，国家的职能表现为对社会的积极的调控。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根本一致，刑事司法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建构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司法审判追求的是所谓的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维持，并且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下，个人权益和程序正义往往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我在一开始所举例子的情况。在这种司法下，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自我的“兴趣”取向，帮作“弱者”、“正义者”，而打击“强者”、“不正义者”，这看起来似乎很“解气”也很“合理”，因为它符合所有人劫富济贫的心理和正义而善良的心。但须不知在司法官员们倾全力“匡扶正义”时，正义的天平其实早以被他自己打破。斜斜的倾向了他自己或者社会舆论认为正义的一方。“这看起来很美”，但须不知这种所谓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对另一方不公正的对待上的，或者是剥夺一方的权利，而生拉硬扯建立起来的。这显然是对正义的一种强奸，其结果只能是更不公正。因为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可能是一群素质不是很高的人。
相反，协作型政府中存在多重的权力层次，更加强调制度的合理与平衡。因而其体现在司法中便更注重个人的权益和程序的合理，以技术法条正义（形式正义）为法治标准。
当然，具体深究造成这种原因的背后因素的话，我认为不同的国家是有其不同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到我国，除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外，我认为长期以来一些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应该认识到的。比如，我国历来把官僚阶级宣扬为人民的“父母”、“青天大老爷”，并认为他们往往是清正廉明，能为民作主的。于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中，屡屡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当事人将自己权益的伸张往往寄托的不是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而是寄希望于某位“包青天”式的清白“老爷”；当某一“正义”得不到维护时，人民往往希望通过请愿的方式祈求“高层领导批一个指示”而“还义于民”。 这些放到法治的大背景下考量的话，显然违背了法治的精神和实质。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反而往往侵害当事人的权利。
或许有人会问，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不同呢？这里就涉及到抽象的理念的问题了。并且，我认为这种理念的差异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根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下，社会主义国家引以为指导的哲学观，即马克思主义。它以唯物辨正主义为基本内容，强调事物的绝对因果联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事物的因果链是无穷无尽的，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无所不能的。并且，在此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终极目标全部都落在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的身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孜孜不倦的追求实质的正义，而且确信一定能够“水落石出”。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高扬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是民主和自由。因而，制度正义和程序合法乃成为司法的基石。
西谚有云，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律。随着我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相继展开和深化，原有诉讼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缝和矛盾越来越大，司法体制改革呼之欲出。梅利曼教授说的深刻，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 目前，以旧计划经济作为存在社会基础的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显然已经成为法治进程的一大制缚。
解决此种弊端，出路在于司法的转型和再建构。“实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实行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即从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制度。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北海市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北海市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北海市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旅游汽车客运管理，维护道路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旅客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旅客、包车人和旅游客运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北海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汽车客运是指以运送旅游观光旅客为目的，在旅游景区内运营或者其线路至少有一端在旅游景区（点）的一种汽车客运方式。其运营种类包括旅游班车客运、旅游专线车客运、旅游包车客运。
旅游班车客运是指为旅游者提供定线、定班、定点服务的运营方式。
旅游专线车客运是指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按规定将旅客运送到规定行政区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名胜、风景区（点）游览观光的营运方式。
旅游包车客运是指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将旅游汽车包租给游客（提供驾驶员），按照用户要求的线路、景点、时间运送团体游客并停靠等待的营运方式。
第三条 凡在北海市范围内的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旅游汽车驾驶员、旅游乘客、包车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运政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旅游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安监、旅游、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旅游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第五条 公民有权对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司乘人员、包车人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向运政机构投诉，运政机构应依法查处。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旅游客运市场供求状况制定旅游客运发展计划，实行旅游客运运力调控。
第二章 开业和停业管理
第七条 运政机构应当严格依法实施旅游汽车客运行政审批和《道路运输证》的配发，鼓励和引导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投入高档次车辆、实行公司化经营，依法收回现存不符合技术等级或年限规定的旅游客车的营运权。新增部分禁止挂靠营运。
第八条 申请从事旅游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且驾驶人员有北海市常住户口或居住证；
（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旅游汽车，车辆技术性能、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车辆技术等级为一级；
（四）从事旅游客运的车辆类型等级应当达到本办法规定的中级以上，且符合《旅游客车设施与服务规范（GB/T26359-2010）》规定的条件；
（五）经营省际非定线旅游客运的，应当持有中高级营运客车20辆以上，客位600个以上；
（六）经营省内、市内、县内非定线旅游客运的，应当持有营运客车5辆以上，客位100个以上；
（七）旅游客车应当安装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并鼓励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第九条 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旅游汽车客运经营和新增县级行政区域内旅游汽车客运运力的，由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从事县际旅游汽车客运经营和新增县际旅游汽车客运运力的，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可；从事省际、市际旅游汽车客运经营和新增省际、市际旅游汽车客运运力的，向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许可。
第十条 申请者凭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经营执照，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同时按照规定购置符合标准的车辆，购买承运人责任险，购买有关票证，安装符合条件的卫星定位监控系统，经运政机构审核有关证件配发车辆《道路运输证》和旅游标志牌后，方可开业营运。
第十一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停业、歇业的，应提前三十天向原批准开业的运政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更换有关证照或缴回经营许可证、营运证、旅游标志牌，并到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应手续后，方可变更、停业、歇业。
第十二条 运政机构对从事旅游客车的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安全运输、服务质量等，实行年度审验制度。经审验合格后，方可继续经营。审验不合格的，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和营运证，由工商部门注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章 车辆及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按照年度计划或批准购置符合国家规定的、尾气排放达标的、节能环保的旅游汽车。
第十四条 中级旅游汽车条件：
（一）车辆达到部颁标准的中级客车；
（二）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容美观整洁；
（三）车厢内灯光、音响设备齐全完好；
（四）车厢卫生整洁、无异味；
（五）车厢内明显处悬挂游客须知。
第十五条 高级旅游汽车条件：
（一）车辆达到部颁标准的高级客车；
（二）除具备中级旅游汽车条件外，还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1.有冷暖空调设施，保持完好；
2.旅客座椅为高靠软座，舒适宽敞；
3.音响设施中配备导游话筒和扩音设备。
第十六条 旅游汽车营运时应当在前挡风玻璃右下方放置由运政机构统一制作的“旅游客运标志牌”（旅游线路牌或包车牌）。
第十七条 旅游班车应当定线、定班、定点运营。
第十八条 旅游专线车应当按规定的旅游路线运行，不得擅自增减游览景点。
第十九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实施包车营运业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包车人预约明确用车时间、接送人数、地点、游览路线、景点及其他事项，按要求提供驾驶员及车辆。
（二）在包车期间或约定里程范围内，应服从游客的合理安排和要求，提供优质服务，保证车辆安全正点运行，不得搭载其他游客或中途更换车辆。若遇特殊原因，必须更换车辆时，应向游客说明情况，取得同意后，方可更换同一类型的车辆。
（三）旅游包车标志牌分为省际、市际、县际、县内包车标志牌。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依据取得经营资质、经营范围，向相应审批部门申领。
（四）临时旅游包车牌是有效期为一个运次的包车牌，原则上一次性使用，使用结束后，应及时交回发牌运政机构。旅游包车按时间或里程计费。
第四章 客运管理
第二十条 旅游客车应当按批准区域营运，不得违反规定异地经营。非北海籍旅游客车不得违反规定在北海市驻地经营旅游客运。旅游客车不得违反规定到车站、码头、机场、宾馆等招揽和搭载散客。
第二十一条 旅游客车运行时，应当按规定配备随车导游人员或乘务人员，并随车配备日常必备药品。
第二十二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保证服务质量，按时接送游客。
第二十三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不得抬价或压价。
第二十四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使用税务部门印制的旅游客运票证，不得擅自印制或使用其他票证。
第二十五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按规定向运政机构报送统计资料及报表。
第二十六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司乘人员应当遵守下列基本规定：
（一）接受运政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二）随车携带《营运证》及有效行车证件，司乘人员应佩带运政机构统一制发的上岗证；
（三）司乘人员仪表端庄，服装整洁，文明礼貌，热情大方，主动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四）严禁敲诈、刁难、坑害游客；
（五）在游客上下车辆时要清点人数，防止漏乘；
（六）不干预导游员正常履行旅行社的旅游行程安排；
（七）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不在道路上随意停车上下游客。
第二十七条 遇抢险、救灾、春运等紧急、特殊疏运任务时，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服从交通主管部门或运政机构的统一调度，按时完成疏运任务。
第二十八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第二十九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不得将旅游汽车发包、出租、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从事旅游客运，严禁利用旅游客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条 旅游客车必须服从站、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按顺序停发车辆。
第三十一条 旅游客车包车时应当签订《包车合同》，《包车合同》须经旅游包车车辆所属企业同意，并由车属单位签发派车单，领取派车单后到检验台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没有车属单位派车单，检验台人员不予检验车辆和发放路单。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二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安全管理规定：
（一）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工作检查，定期组织驾驶员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定期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告安全生产情况；
（二）建立客运安全投诉制度，并在其经营场所和营运客车上公布投诉电话及监督电话；
（三）安装使用车辆卫星定位监控系统；
（四）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即时监控，记录和检查旅游客车违法违章情况，并即时予以纠正和处理；
（五）旅游线路单程400公里（高速公路600公里）以上的，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给旅游客车配备2名以上（含2名）驾驶员；
（六）与驾驶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但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免除或者减轻其对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七）购买旅游客车承运人责任险，每个座位必须达到60万元额度，并且在运营中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及旅客意外伤害等保险；
（八）发生安全事故时，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及从业人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积极抢救伤员，并妥善保护事故现场。
第三十三条 旅游客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安全管理规定：
（一）依法取得《驾驶证》、《从业资格证》，有3年以上驾驶年限，且在近三年内无负同等责任以上死亡交通事故记录或连续两次超员20%以上严重交通违法记录；
（二）遵守交通法规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自觉参加安全知识学习教育；
（三）旅游客运线路400公里（高速公路600公里）以上，驾驶员两次开车间隔休息时间要达到2小时以上；
（四）24小时内实际驾驶时间累计不得超过8小时（夜间驾驶不得超过6小时），不疲劳驾驶，不违法超速、超载营运。
（五）按安全、舒适、快捷的要求选择行驶道路。
第三十四条 旅游汽车应当符合下列安全管理规定：
（一）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旅游客车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旅游客车的维护作业项目和程序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二）严格执行旅游客车安全技术检验，按不定线运行的客运车辆每一个运次（即一个往返）检验一次，确保旅游客车技术状况良好；
（三）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旅游客车的动态监控，执行24小时对旅游客车监控并做好记录，发现违规超速、超载、疲劳驾驶的要及时纠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旅游汽车客运各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及管理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秉公办事，严格执法，对违反规定、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刁难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的，相关管理部门应视其情节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未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旅游客运包车不按约定的起始地、目的地和线路行驶，擅自变更运输车辆的，依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吊销相应经营范围。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已不具备开业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依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要求改正且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吊销相应经营范围。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护和检测客运车辆的，依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依照《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投保；拒不投保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八）项、第三十三条第（二）、（三）、（四）项的规定，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未按规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未按规定聘用驾驶员、未按规定安排驾驶员休息时间的，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发生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七）项的规定，旅游汽车载额超过额定乘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将旅游汽车发包或出租、转让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旅游客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0元的，单处或者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与从业人员订立免除或者减轻其对安全生产事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该协议无效，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对旅游汽车客运经营者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