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化的难题
贺卫方
在当今世界上，法律职业化几乎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趋势。法律界对自家行业的知识传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自觉，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出版物都在不停地将这种知识传统精致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检讨法律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律教育界比起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在教育的各个环节培养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ｉｋｅａｌａｗｙｅｒ）的能力。法律实务界也更加注重将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沟通，法律职业的入门标准越来越高，从而提高了司法在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的能力。另外，司法界又在不断地反思司法权的运作方式，程序的价值得到了日益普遍的认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法律界都在讨论法律家的职业伦理，一些重要的准则获得了人们的共识。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好与这样的世界性潮流同步。在最近的几年间，上述种种问题都得到了我国法律界程度不同的关注和讨论，有些甚至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便是一个最近的例证。不过，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我们也时时能够感受到在迈向职业化过程中，中国法律界所面临着的一些特殊困难。这些困难有些来自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的某些观念，有些则来自于更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里不妨对后者略作分析。
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曾从诉讼的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作过极具启发意义的考察。他认为，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级相对的反差。由于我们的法律大致上是刑法以及管理和调整官僚机构的规则，因而，“与国家权力相分离而具有独立地位的法律界精英们从理性的探索中产生出学说、判例，创造并支持着法这种现象……在中国几乎寻找不到。欧洲法的历史有一半可以说是法学的历史，而与此相对，言之有据地讨论中国法学史却近乎不可能。”滋贺教授以自己的教学感受强化了他的判断——在洋洋洒洒地讲过了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各国法学之后，轮到讲中国法学时，他几乎有点无话可谈的感觉。（参看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从来就没有形成分权体制。虽然在中央层面上一直有复杂的职能分工，但是，州县层面上却一直是一个人的政府。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选任官员，导致法律知识无从在司法的过程中得以发育和成长。官员与文人的合一使得司法判决的风格充满了美感，却难以获得统一性和确定性。韦伯曾经用“卡迪司法”（Ｋａｈｄｉ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说法指称那种就事论事，完全不考虑规则以及依据规则的判决的确定性的司法。如果仔细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官员的决策过程，看他们援用怎样的依据对纠纷作出裁判，看他们是怎样经常地将所谓天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看他们以怎样的方式赢得当事人以及其他民众对裁判的服膺，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纠纷处理过程正可以成为“卡迪司法”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就这样，我们两千年的司法史居然根本没有走向专业化或职业化的任何苗头，居然是一部看不到对确定性和统一性有过追求的历史。这的确是一个令我们今天的法律人感到吃惊的事实。也许，这也可以成为解读我们总体历史的一个关键事实。由于司法过程不注重“同样的事情同样地对待”的准则，因而，司法不能通过纠纷解决过程对立法规则加以明确化和精细化，天理与人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民如何通过这种司法制度而伸张正义？于是，细小的纠纷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会带来滚雪球效应；冤情的累积遇上天灾或决策失当的人祸，便仿佛移干柴而近烈火，不天下大乱才怪。
尽管我们的历史上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教训，但是，走出这种怪圈却并非易事。路径依赖加上对其他文明的缺少接触，使得我们的历史在近代之前没有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创新。民众对司法的传统期待形成巨大的心理惯性，表层制度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操作新制度的人们文化观念的改变。试看今日我们在建构一个专业化司法制度上的种种障碍：为什么我们虽然建立了分权体制但却既没有真正的分权，而同时又丧失了效率？为什么我们在司法官员选任问题上可以在长达近４０年的时间里没有规定任何学历背景，从而导致大量的没有任何法律教育背景的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上法官、检察官？为什么我们至今在司法决策时究竟是以法律为惟一依据还是同时要考虑其他因素仍然纠缠不清？为什么我们在法官管理制度上经常倡导非行政化，但又每每摆脱不了改头换面的行政化？为什么审委会定案这样完全违反司法理念的制度会长期沿袭、难以改变？为什么在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上我们总在强调“服务意识”，而难以真正走向中立化与消极化？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居然将“法官不得收受贿赂”这样的明显的是刑法调整对象的问题当做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为什么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上，会有人提出垂直领导的思路？
列举起来，这样的问题太多。要解决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我们应当顺藤摸瓜，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司法改革，尤其是法律的职业化建构乃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工程，既需要人们从历史上寻找病因，同时，改革的成功也意味着我们从此可以走出数千年历史无法摆脱的“一治一乱”的怪圈。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司法改革真正是关键中的关键啊！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程序（试行）
卫生部
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程序（试行）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卫生部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正确履行食品卫生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以及铁道、交通、厂（场）矿卫生防疫站依法实施监督时，遵守本程序。
第二章 预防性卫生监督
第三条 监督机构在接受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新建、改建、扩建、续建工程和设计卫生审查申请时，应要求申请者提交下列材料：
（一）生产经营场所总平面图、工程设计图（包括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平面配置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生产经营场所内外环境资料；
（三）水源、水质和污水、污物排放资料；
（四）车间地面和墙壁结构资料；
（五）卫生设施配备情况；
（六）其它有关资料。
第四条 监督机构在接到工程选址和设计卫生审查申请及有关材料后，指定两名以上食品卫生监督员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和现场勘察，并于三十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五条 监督机构在接到工程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审批意见对工程卫生情况进行验收，并做出验收意见。
第三章 《卫生许可证》的发放
第六条 监督机构对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给《卫生许可证申请书》，说明填写要求并索取以下材料：
（一）预防性卫生监督审查材料，或生产经营场所平面图、生产工艺流程图；
（二）产品原料配方、生产设备材料、产品包装材料；
（三）产品标签、说明书；
（四）产品卫生标准、试生产样品卫生检验结果；
（五）食品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体检和卫生培训合格证；
（六）自身卫生管理组织、制度、机构资料；
（七）其它有关资料。
前款各项可根据情况分别要求。
第七条 监督机构应及时指定两名以上食品卫生监督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第六条及地方卫生许可证发放规定，对有关资料和生产经营场所进行审查，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对符合卫生要求的，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发《卫生许可证》；对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监督机构应提出书面改进意见。
第八条 监督机构应在收到食品生产经营者填写的《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及有关资料之日起三十日内签发《卫生许可证》或书面改进意见。
第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改进后，监督机构可重新予以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需变更《卫生许可证》内容时，必须向原发证机构提出卫生许可证变更申请。原发证机构在接到变更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变更内容进行相应的审查并做出答复。
食品生产者停业或转产时，卫生监督机构必须及时收回其《卫生许可证》。
第十一条 监督机构在按规定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进行全面卫生审查、核实或换发《卫生许可证》时，必须填写审查记录并在《卫生许可证》上贴（盖）标记或换证。
第十二条 监督机构的卫生审查意见或记录，均应应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和被审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存档。
第四章 经常性卫生监督
第十三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时应出示监督证件，并按以下内容进行监督：
（一）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和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卫生知识培训情况；
（二）卫生管理组织、管理制度情况；
（三）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卫生设施、设备布局、工艺流程情况；
（四）食品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过程的卫生及产品卫生检验情况；
（五）食品标志、说明书及外购食品索证情况；
（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等的感官性状及添加剂使用情况；
（七）对食品卫生质量进行现场快速检验，进行必要的采样或按监测计划采样；
（八）其它有关食品卫生情况。
第十四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应对监督情况进行记录，记录完毕并经被监督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人员核实无误后，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和被监督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人员共同签字，修改之处由被监督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人员签名或印鉴覆盖。
如被监督单位负责人或有关人员拒绝签字，则应在记录上注明拒签事由，同时记录在场人员姓名、职务等。
第十五条 食品卫生监督记录应当写明食品生产经营者全称、监督时间、对存在的问题要用规范语言表述清楚、准确。
第十六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或监督完毕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予以指导、现场行政处罚或报请监督机构作出行政处理。
第五章 食品卫生检验与评价
第十七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采集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产品时，应出示监督证件，根据检验目的按规定采集检验、复检、备检样品，并向被采样单位出具采样收据。
第十八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根据检验目的，按国家卫生标准确定检验项目，填写样品送检单，并及时将样品送至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应验收样品并在送检单上签字。
第十九条 没有国家卫生标准的，可参照同类食品国家卫生标准、地方食品卫生标准或地方、行业食品标准中的卫生指标确定检验项目。
可疑被污染、变质、掺杂掺假、以及引起食物中毒食品的检验项目，根据现场调查和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有关资料确定。
送检样品，根据送检者提出的项目进行检验。
第二十条 检验按国家卫生标准检验方法进行，没有国家卫生标准检验方法的，可参照同类食品的国家卫生标准检验方法，或者地方、行业标准检验方法以及国际组织建议的方法进行。
检验人员应填写卫生检验原始记录和卫生检验报告，检验报告须经审核加盖检验专用章后，交回承办食品卫生监督员。
第二十一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根据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标准、规定对检验结果进行评价，填写卫生监督监测评价书报监督机构批准，加盖监督机构公章后送交被检验单位或通知被检验单位在指定的期限内领取。
对送检验样品不做评价，并在检验报告单上注明“检验结果只对样品负责”。
第二十二条 从采集或收到样品之日起到发出卫生监督监测评价书或检验报告单一般不得超过二十日，特殊检验项目需要延长检验时间的，应当向被检验单位说明原因。
卫生监督监测评价书或检验报告单要留底存档。
第二十三条 被检验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向原来或上一级监督机构提出书面复检申请，申明理由，经同意后进行复检。
书面复检申请要在收到卫生监督监测评价书或检验报告单之日起，或指定领取期限终了之日起十日内提出，监督机构亦应当在收到书面复检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做出是否同意复检的答复。
第二十四条 微生物检验结果不做复检。检出致病菌时，保留菌种一个月。
第二十五条 发出卫生监督监测评价书或检验报告单后，监督机构对检验样品应至少保存至可提出复检申请的有效期限终了之日，对检验结果有争议的，根据需要延长保存时间。
第六章 食物中毒、食品污染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
第二十六条 监督机构在接到食物中毒、食品污染事故报告或发现被污染食品或可疑被污染食品时，应做好记录，及时派员到现场进行调查、采样、取证工作，采取暂时封存可疑中毒食品及污染食品等控制措施。
第二十七条 食物中毒事故调查内容包括：
（一）可疑中毒病人的发病人数、发病时间、临床症状、体征及诊断、抢救治疗情况；
（二）可疑中毒病人发病前４８小时以内的进餐食谱及特殊情况下的４８小时以外的可疑餐次食谱和同餐人员发病情况；
（三）可疑中毒食物的生产经营场所卫生情况；
（四）采集可疑食物和可疑中毒病人的呕吐物（洗胃液）、血、便及其它需要采集的样品进行检验，必要时可做动物试验。
（五）填写食物中毒调查登记表。
食品污染事故调查内容包括：
（一）被污染食品的名称、数量、来源、流向；
（二）污染物名称、数量、可疑污染环节；
（三）取证、采集样品进行检验。
第二十八条 对可疑食物中毒及食品污染事故进行调查时，其采样数量不受常规采样数量的限制。
第二十九条 食物中毒及食品污染事故的调查记录，应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和被调查者签字后备案。
第三十条 食物中毒或食品污染事故调查结束后，监督机构应及时对调查材料、检验结果进行审议、分析原因并做出事故调查报告。
第三十一条 食物中毒事故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毒发生经过；
（二）临床资料分析；
（三）流行病学分析；
（四）样品检验、动物实验结果；
（五）结论和意见。
食品污染事故专题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污染发生经过及资料分析；
（二）检验结果；
（三）结论和意见。
第三十二条 监督机构在接到食物中毒报告后，除派人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外，应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对较大的食物中毒和大宗的食品污染事故，应同时向上一级监督机构报告。
在不能排除投毒的情况下还应通报当地公安机关。
第三十三条 对食物中毒人数一百人以上或死亡一人以上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于食物中毒发生后至４８小时内，由卫生行政部门逐级报至卫生部。
各级监督机构应当依照卫生部规定的食物中毒报表样式和时限要求，逐级报告食物中毒发生情况。
第三十四条 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单位，除应立即向所在地监督机构报告外，还应保护好现场，保留剩余食物和病人的呕吐物、腹泻物等。
第三十五条 监督机构在食物中毒或食品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及调查处理完毕后，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引起中毒食品或被污染食品的来源地和流向地的监督机构。
第三十六条 本程序所说的“以上”包括本数。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本程序由卫生部卫生监督司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