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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减少资本的若干法律问题
刘乃晗

内容提要：减少资本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减资的类型和适用的场合各异。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减资应先弥补亏损和公积金的不足，减少的资本在弥补亏损、补足公积金后的剩余部分方可向股东返还，在对债务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前禁止向股东返还资本；为保护股东利益，有限责任公司不等比例减资应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应按股份回购的程序进行。
关键词：减资、债权人、股东、保护

公司减少资本根据其经济目的可分为实质上减少资本和形式上减少资本两种。前者是指法律上有减少资本，同时实质上有引起公司财产减少的后果，后者是指法律上虽有减少资本的形式，然而实质上未引起公司财产的减少。（1）这两种减资方式发生在不同的场合下。实质上减少资本发生于下列情况：由于公司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使公司资本过剩，这时再维持过量的资本，势必造成公司资本的凝滞，不利于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益，适当减少公司资本会使各方受益。形式上减少资本的场合是：公司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致使公司资本与实有资产严重不符时，如果再维持实际虚无的资本，不仅于公司债权人利益无益，反而有害，股东也因公司亏损，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为了使公司资本与资产基本相当，需要减资。（2）
上述观点是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但我认为并未涵盖减资的各种情况，依据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目的，可以将减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付还资本型减资；2、弥补亏损型减资；3、免缴出资型减资；4、混合型减资。付还资本型减资是为了发还股东的部分出资或股款，主要适用于公司资金过剩的情况；弥补亏损型减资主要是为了达到弥补亏损或损失之目的，适用于公司经营亏损或遭受损失的情况（3）；免缴出资型减资可以免除股东欠缴的部分资本，在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的公司制度中常用，我国实行法定资本制，公司设立登记时公司资本必须全部缴清，因此，此类型减资在通常情况下不适用于我国，但也并非绝对不能适用，实践中股东出资不实或出资不到位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可以比照适用该类型减资；混合型减资是指股东出资的付还和弥补亏损两种目的并存的减资方式，适用于公司资本规模过大又同时发生经营亏损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解释混合型减资，试举一例：假设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发生亏损，亏损额200万元，则净资产为800万元，现股东会决定减资500万元，则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如果返还股东500万元注册资本的话（即采用返还资本型减资），公司的净资产将变为300万元；如果先弥补亏损然后再返还资本（即采用混合型减资），净资产是500万元，而公司只能返还股东300万元资本。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是对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二是对公司股东权利的保护问题。公司资产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4），公司减资，一般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削弱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因此，在法律上，公司减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必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另外，由于公司减资涉及到股东权利的处分，必然引申出股东权利的保护问题。
一、关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几个问题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制度，在公司制度中贯彻“资本三原则”：资本不变原则、资本充实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即使法律允许减资，也设置了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条件，包括减资的财务界限、股东会决议的方式、通知和公告程序、债务的处理或担保、注册登记程序以及向股东返还资本的条件等。
首先，关于公司向股东返还资本的财务界限。根据上文的论述，减资有向股东返还资本之别，不向股东返还资本的减资对债权人的利益没有损害，因此，除弥补亏损型减资外，其他类型的减资都不可避免地对债权人产生影响。从前文论述可以看出，无论公司盈亏，均可减少注册资本。如果减资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弥补公司亏损或损失，则禁止向股东返还资本。比如，在德国股份公司法中，为了平衡跌价、弥补其它损失或者将款项划入资本储备金中而进行的减资，从削减资本中所得到的款项，不得用于对股东的支付款，也不得用于免除股东支付投资款的义务。（5）用减少的资本来弥补亏损实际是将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等科目进行调整，（6）所有者权益并没有减少，公司的资产在量上也没有减少。在混合型减资中设立向股东返还资本的财务界限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设立这样的界限，即容许返还资本型减资，会导致减资后公司的净资产过少，甚至低于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有违资本维持原则。比如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累积亏损60万元，净资产为40万元，现股东决定减资50万元，假设采用返还资本型减资，则偿还债务后股东可以收回的资本是40万元，当公司向股东支付40万元后，公司净资产为零；假定采用混合型减资，但对弥补亏损的数额不做限制。股东用其中5万元来弥补亏损，偿还债务后股东可以收回的资本是35万元，那么当公司向股东支付35万元后，公司的实际净资产变为5万元，而实际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却是50万元。出现公司注册资本与净资产相差悬殊的问题在于法律没有对在何种财务状况下可以向股东返还资本做出规定，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对公司减资时向股东返还资本没有设定一个财务上的前提条件。从上例分析可以看出，减资后公司资本的信用大打折扣，在减资前成立的债权虽然可以得到有效的清偿（假定所有债权人都得到有效的通知），但在减资后成立的债权却未必能得到有效清偿。
公司在亏损的情况下减资可否向股东返还资本，学术界多持否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公司减资时仅有少量的亏损但同时净资产又很庞大，禁止向股东返还资本与减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功能背道而驰，不符合减资制度的立法本意。日本商法典及日本有限公司法规定，减少资本时，下列各项规定金额的合计额，不得超过应当减少的资本额：1、向股东进行返还的情形，应当返还的金额；2、进行股份消除的情形，应当消除的股份的种类及数量、消除方法及应当消除的金额；3、弥补亏损的情形，应当弥补的金额。（7）可见，在日本法中，公司用减少的资本弥补亏损与向股东返还资本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认为，在公司亏损的场合下减资不应一概禁止向股东返还资本，而是应适当地进行限制，比如：减少的资本在弥补亏损及补足公积金后方可向股东支付，在股东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下，只有减少的资本在弥补亏损后方可免除股东的缴付剩余出资的义务。只有在下列情况下的减资方可禁止向股东返还资本，同时不能免除股东缴付剩余出资的义务：1、为使注册资本与净资产保持一致而进行的减资，此种情形实际是将减少的资本全部用于弥补亏损；2、为弥补公积金、储备金的不足而进行的减资，这相当于将减少的资本用于公积金或储备金的缺额。比如在上例中，为了使注册资本与净资产保持一致，应当减资60万元，并以此数额全部弥补亏损，对股东不返还资本，则减资后，注册资本为40万元，净资产也为40万元；再进一步，假定将公积金或储备金（假定公积金、储备金为10万元）也一并弥补，则需减少的资本为70万元，其中60万元用于弥补亏损，那么减资后注册资金为30万元，公积金为10万元，净资产为40万元。
其次，关于公司向股东返还资本的时间界限。公司在清偿债务或对债权人提供有效的担保之前，必须禁止向股东支付资本。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在削减基本资本的基础之上给股东的支付款，只有在登记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后，并且已经给及时申报的债权人提供了补偿或保证金之后，才能进行。同样，免除股东支付投资款的义务，不得在上述提到的时刻之前生效，也不得在给已经及时申报的债权人提供补偿或保证金之前生效。（8）欧盟公司法指令第2号规定，在减少公司实际认购资本的情形下，至少在公司减资决议公告之日前产生请求权的债权人，至少有权就其在决议公告之日尚未届满履行期限的债权获得担保。除非债权人已获清偿、或者法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成员国法律至少还应当规定，公司的减资行为应当归于无效，或者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任何股利。（9）这是债权对公司资产的请求优先于股权的必然结果。如果股东在公司清偿债务或对债务提供担保之前接受返还，无论股东是否知情，均属无效法律行为，公司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如果因公司在此之前向股东返还资本而导致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向接受返还的股东行使代位权。
关于减资的程序，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了通知和公告程序。债权人可在限定的时间内表达对减资的意见，如果债权人不同意减资，则公司应对提出异议的债权人清偿或对其提供担保。但这样的程序并不能避免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因减资问题而发生争议。减资的争议可能由于以下问题而产生：一是未得到表达意见的通知且未知悉减资公告内容的债权人，在申报期过后知悉减资决议的或减资决议登记后知悉减资决议的；二是表达反对意见的债权人意见未被接受且未受清偿或未被提供担保；三是有权提出异议的债权人其债权尚未到期或债权于减资决议公告之后成立。第一个问题涉及公告的方式和公告后办理减资登记的时间，对此有两种做法，日本法对公告的方式作出限制，要求必须在政府公告上刊登；德国法对公告后的登记时间作出限制，按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规定，自第三次在公开报纸上向债权人发出催告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向商业登记所申请登记减资决议。在申报期过后减资决议登记前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提供债务担保的债权人，公司对其债务必须予以清偿或提供担保，减资公告载明的期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这只是公司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如果赋予其效力，则公司即可凭单方面的决定使债权人的债权处于不利地位。债权人在减资决议经过合法程序登记后知悉减资决议内容的，不再享有对减资前的公司资本的请求权，不得要求股东返还资本，这是因为减资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程序必须有时间界限，否则必然使社会的财产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况且公告及登记行为本身是一种公示行为，除非公告及登记行为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推定通知全体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的债权人既包括债权已届清偿期的债权人，也包括债权尚未到期的债权人，未到期债权人有权要求清偿债务的权利依据是：公司资本具有公信力，债权人是基于原有资本的信用与债务人进行交易的，如果公司有权对该类债务不予清偿，则公司可轻松地利用减资来逃避债务，至于债权是否到期的时间界限则以减资决议的登记为宜。在减资决议公告后产生而在减资决议登记后到期的债权人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还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担保，这是由减资决议公告所具有的推定通知的效力所决定的。
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因债务的清偿或担保问题发生争议的，从债权先于股权优先受偿的原则出发，公司应当停止减资，先处理争议。当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不能就减资问题达成一致时，有两种处理模式：第一种以法国为代表，法国商事公司法第63条规定，债权人可在法令规定的期限内，对减少资本提出异议。法院可裁定驳回异议，或责令偿还债务，或者，如公司提供担保，且所提供的担保被认定足够时，责令设定担保，在提出异议期间，不得开始减少资本的活动，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1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10）第二种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法上有减资无效之诉，不同意减少资本的债权人可以提起该诉讼。（11）关于减资争议的处理，法国法采取的是事前防范机制，日本法则是事后补救，显然，就保护债权人而言，法国模式更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要求提供担保的权利于弥补亏损型减资是一个例外，因弥补亏损型减资并未有公司资产的现实减少，但要求公司在公告中应明确减资的类型和目的。
二、关于股东利益保护的几个问题
减资按股东减少的出资比例是否相同，有等比例减资和不等比例减资两种类型。等比例减资是指公司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或股份比例保持不变的减资方式，比如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甲、乙、丙三股东出资额分别为50万元、30万元、20万元，相应的出资比例为50%、30%、20%，现资本减少至50万元，按同比例减资，则减资后股东的出资额分别为25万元、15万元、10万元。同比例减资后，各股东的股权仍然存在。不同比例减资是指减资后，各股东的出资或股份比例发生变化的减资方式，包括全部股东都减少出资仅个别股东多减或少减出资，或者只有部分股东减少出资甚至出资额减为零而其他股东出资额不变的情形。按不等比例减资，可能出现个别股东的股权消灭的情况。假定在上例中采不等比例减资，股东甲减资30万元，股东丙减资20万元，股东乙不减资，则减资后，股东丙不再是公司股东，甲、乙出资比例分别为40%和60%。
在公司盈利时，股东都希望自己的股份多一些，因此在减资时希望自己的股份少减一些，以此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而在公司亏损的场合，每个股东都希望自己的股份多减一些，这样公司退回的资本也就多一些，从而减小投资亏损；同时，由于股东的表决权是按照出资或股份的比例行使，不等比例减资直接影响到股东表决权的比例，有些股东处于控制公司表决权的目的，希望其他股东多减一些出资。因此，减资的比例是否相同直接关系到股东的切身利益。有学者认为，为保护弱小股东的利益，各股东减资比例应该一致，不论股东大小，其股份比例都应按同一比例减少；减资的结果应该平等，即减资不应影响到公司的股本结构，每个股东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比重不应发生变化。（12）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公司在赢利和亏损情况下股东减资的意愿有所不同，在公司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个别股东愿意多减出资或股份甚至退出公司并且其他股东也同意；或者，在公司赢利的情况下，个别股东愿意退出公司或少减出资且其他股东同意，如果仍坚持等比例减资其实是对股东处分权的妨害，也是对股东意思自治原则的违反。公司是依据章程设立的，章程则是股东因合意而达成的契约。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而导致股权比例发生变化正是股东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尽管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不记载除发起人以外的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但全体股东合意而为的行为仍是意思自治的体现，只不过因股东人数众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特别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但在股东人数较少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公司减资时不得损害股东的平等权。明确规定减资不得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有法国商事公司法。法国商事公司法第62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减资的原则：减少资本，股东大会可按修改章程所要求的条件审议批准，在任何情况下，减少资本不得侵犯股东平等原则。该法第215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应遵循的原则：减少资本由特别股东大会批准或作出决定，特别股东大会可授予董事会或经理室以完成减少资本的一切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减少资本不得损害股东的平等地位。（13）日本商法典第375条第2款规定，向股东进行返还的金额，按各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进行，但就公司持有的自己股份，不得进行同项的返还。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8条也有同样的规定。（14）日本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是从接受返还的角度体现了股东的平等权。
按出资比例或股份比例行使权利是股东平等权的基本表现，股权是按份额行使的财产权，任何未经股东同意而改变股权比例的行为都是对股东财产权的侵害。股东平等权反映在减资中，要求每一股出资应减少的数额相等；在返还资本的场合，每一股出资应返回的资本相同，在免除缴付出资义务的场合，每一股应免除的出资额也相等。在不等比例减资时，不同的股东所持每一股份之间减少的出资或免除的出资义务是不相等的。这里仍以前述不等比例减资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设每1万元为一份出资，那么股东丙拥有20份出资，每份出资减少的数额是1万元，甲拥有50份出资，每份出资减少的数额是0.6万元，乙每份出资减少的数额是零。不等比例减资涉及股东权利的处分，应符合自愿的原则，除非股东自愿放弃其部分或全部股权，否则股东大会不得做出要求股东超过其股权比例多减或少减资本的决议。关于减资决议的方式，各国公司法普遍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股份有限公司则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或普通决议通过。特别决议一般要求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或四分之三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不能认为股东大会满足这种表决权比例的决议一定是合法的，合法与否还应从是否侵害股东利益的角度进行考察。资本多数决原则决不允许滥用，更不允许以此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如果是等比例的减资，因股东所持股权比例没有发生变化，不能认为是侵害股东利益，但如果是不等比例减资，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全体股东同意，表决时弃权的或没有参加股东会议的股东不能视为同意，股份有限公司应按股份回购的相关程序进行，给予全体股东以平等的被收购机会。
三、公司减少资本与股份回购
股份回购是指公司通过一定的途径购回已发行在外股份的行为。尽管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撤回投资是公司制度的一项基本要求，但为调节资本构造、安定股市行情、防卫敌对性企业收购等目的，各国无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公司回购自己股份。（15）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如果公司使用资本回购自己的股份，则与减资无异，如果公司动用未分配利润或公积金回购自己的股份，虽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额等量减少，但资本额没有变化，与减资有根本区别。公司回购股份和减少资本都面临保护债权人和股东平等权的问题。公司减资在股份有限公司可采取股份回购的方式为之，在此情形下，股份回购是实现减资的一种手段。
公司股份回购与减少资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两者在制度价值、适用范围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二者的区别在于：1、适用的对象不同，股份回购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而减资既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也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2、目的不同，公司股份回购一般是为了稳定股价、实现员工持股、买进反对股东的股份、防止敌意收购等特定事由，而减资则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或使资产与资本基本相符，因此在股份回购时股东必定取得公司资金，而在减资时，股东却未必取得公司资金；3、数量上的限制不同，大陆法系对公司回购股份的数量有限制，一般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十，而对公司减少的资本数额，一般只要求减少后的资本达到最低注册资本即可；4、资金来源不同，为不损害资本维持原则，保障公司债权人权益，各国对公司买回自己股份的资金来源，均设有限制，基本上都将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资金来源，限制在可分配盈余，而减资的资金则来源于公司资本；5、保护股东平等权的方法不同，公司经股东大会许可取得自己股份，及让与自己股份时，各国均大致规定应于不违反股东平等原则之下为之。如上市股票，应在证券交易所进行；非上市股票，公司对所有的股东提出收买的意思，而以一定比率收买时，也应符合股东平等原则，而对于减资如何保护股东平等权，则多数都没有规定。
四、对我国公司减资制度的评析
我国的公司减资制度见于《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另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以下简称《实行细则》）、《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也有相关的规定。其中，《公司登记管理条例》适用于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如果采用公司制，则其减资应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减资的程序做了原则规定，侧重点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对股东权益特别是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没有涉及，即使对于债权人的保护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第一，应明确减资的类型和适用的场合。对在亏损情况下减资的，应明确减少的资本必须首先用于弥补亏损和补足公积金，剩余的部分方可向股东返还。同时禁止在偿还债务之前向股东支付资本。《实行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法人实有资金比原注册资金数额增加或者减少超过20%时，应持资金信用证明或者验资证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使企业法人的净资产与注册资本基本保持一致，不能认为是对公司弥补亏损型减资适用场合的规定。
第二，对公告的方式进行适当限制，以使债权人得到适当的通知。通知债权人是便于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公司借减资逃避债务。对已知的债权人应直接通知，对未知的债权人应公告通知。为便于债权人获知公司决定减资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方式应统一。
第三，设立减资争议的处理程序。如果债权人与公司间就减资问题发生争议，公司应中止减资程序，待争议处理完毕后继续进行。减资争议的处理机关，应当是法院。
第四，应明确有限责任公司不等比例减资应由股东全体同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办理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3第12号）规定，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公司部分股东减少其出资的，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登记机关应予以办理变更登记。这一意见实际肯定了公司可以不等比例减资，但未说明是否应经全体股东同意，为保护股东利益起见，应理解为全体股东同意。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龙文：《股份有限公司法实务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224页。
（2）徐燕：《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3）除弥补亏损外，公司减资还可用于弥补公积金或储备金的不足。参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30条、第231条。
（4）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资本是公司承担债务的基础，这是不正确的，公司资产来源于股东和债权人，公司是以其全部资产包括负债资产来承担责任的。参见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载于《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在本文中，资本的信用与资产的信用涵义是一致的。
（5）参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29条、第230条。
（6）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是实收资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之和。
（7）吴建斌主编《日本公司法规范》第190页、第301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6月版。
（8）参见《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25条。
（9）刘俊海译《欧盟公司法指令全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30页。
（10）金邦贵译《法国商法典》第112页、113页、第178页、第17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1）吴建斌前引书第191、第302页。
（12）高旭军：《论我国公司立法中的减资问题》，载《南开学报》1992年第4期，转引自高尔森选编《南开国际经济法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金邦贵前引书第112页、第178页。
（14）吴建斌前引书，第190页、第302页。
（15）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 期。转引自马俊驹、林晓镍《我国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与立法完善》，载《法学》2000年第11期。


“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终被否定
------从“许霆案”到新解释

最近，“许霆案”终审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一棰定音。
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正式施行。该批复的内容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针对信用卡类犯罪具有全新意义的司法解释，使笔者又想起去年最火而今刚刚有些降温的“许霆案”。虽然重审将该犯罪定性为盗窃罪，由原来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仍然难以平息民众对此案件的争论，关于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该定何罪、量刑的轻重、ATM机的法律地位等对于法律和罪名如何理解的问题，无论司法者、律师、学者、民众等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全民的参与、广泛的论证、各抒己见是好事情，理越辩越明，有利于学术理论的澄清和突破，使法律也能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许霆案”的焦点ATM取款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性质。本案定性为盗窃，而不是诈骗抑或信用卡诈骗，源自“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这一论断，理论上的通说和判例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盗窃罪。诈骗是基于人的认识错误自愿将财物交付，机器是无意识的东西，也即无认识,所以机器就不能因为认识错误而受骗上当。该观点或许受到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未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有独立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一般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绝大部分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情形，但是仅限于利用计算机骗取财产性利益这一种情形。据此，恶意非法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直接取款，由于是使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诈骗罪，理论和实践中则以盗窃罪论处。
笔者认为，主张利用信用卡非法套取智能机器管理的钱财是盗窃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行理论认为，机器不可能陷于认识错误，则相对于机器的诈骗罪不能成立。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计算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现象大量出现之后，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犯罪（包含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恶意取款）定为欺诈，看到了利用计算机诈骗与诈骗罪具有相同的本质。该“批复”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在ATM机上恶意骗取钱财是可以构成诈骗犯罪的。如果坚持“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那么所有利用智能机器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定性为盗窃，不可能成立诈骗，或许还要出现许多类“许霆案”。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利益是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合法权益为基础的，刑法上的很多问题也是以民法为基础的，比如抢劫罪首先就要严格的定性被抢财物的所有权归属等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源于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普通机器不能承载人的意思表示，但智能机器可作为人的意思表示的载体，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要对方发出符合的要约，其本身即可按照预设作出承诺，是按照人意所为，本质是人与人的对话，绝对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如本案中，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会得到设定程序的人的认可，发出预设指令让机器如数吐出钱来。这一行为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客户和银行（ATM机意思主体）之间的表意行为。一旦出错，非为机器的物理故障，那就是设计程序的人的漏洞和疏忽，是人的失误。否定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将客户多取钱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只看ATM机和客户之间的事实关系，撇开了机器背后的人的意思，客户多取钱要找他；那么如果是客户少取到了钱或者取到了假币，那只能找机器？岂不是求助无门？难道银行真的是只赚不赔？
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普遍运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扮演了有关人员的角色。我们必将重新审视这一高科技带来的新生事物，逐步将其与普通的机器区分开来而另眼相看。刘明祥教授就曾经分析指出：本案是ATM机的信息系统作出错误判断而将钱款送到ATM机外部窗口使被告人取得的，并非是被告人将ATM机砸毁或撬开后从中拿走现金，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该条中的“恶意透支”情形(参见《检察日报》1月8日)。笔者也认为，机器被人为造成物理损坏与体现人的意思的计算机程序出错应该有所不同。再智能的机器也不能被看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最终也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但是机器后面的人是有可能被骗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骗取不属于自己的有价值之物，而不在于被欺骗的对象是聪明的成年人还是认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幼童，抑或智能机器。直接拿走他人占有的财物与经他人交付拿走其财物，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损坏机器非法取得钱款可以成为盗窃，银行付款程序误认而多付，通过机器人间接受骗间接处分财物，从学理上来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对此类行为按照诈骗定性更符合逻辑。
对于“许霆案”，如果以诈骗定性，合法、合情、合理，体现出公平正义；或者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符合公众期待、能为公众认同的结果，较好地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指导，局限于所谓的定论，机械地套用过时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的压力下最终导致“许霆案”原判的被否定，这足以说明创新理论指导灵活司法的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和司法要防止“一放就乱”，但也同样要防止“一统就死”，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于案不公的现象。
在成文法系，法律以文本的形式体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无法做到100%的精确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官波斯纳才说：“关于制定法的含义的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通过算术方法解决。”通常来说，普通的案件能取得大家的认同，但疑难案件却无法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得到圆满的解释，法律语言的含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疑难案件的处理，得以廓清其外延与内涵。同时，“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美国法学家庞德语），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受制于立法者本身的认识不全面，而带来缺陷与不公平。因此，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曝露出其存在的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顺应时代，修改法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立法往往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随后作出的。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法律理论来指导司法者选用适当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来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令常人能够接受的裁决。我们不该总是固步于“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之论断而机械司法，非得借鉴日本的定论而忽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社会转型期需要用新的法律理论适应并指导司法实践，以期法律带给公众更加公平合理的感觉，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在发展进步，法律也该与时俱进。


作者：王智名 单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