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克政发〔2011〕17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石油、石化企业，各有关单位：
《克拉玛依市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暂行办法》已于2011年2月11日，经市十二届人民政府第4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克拉玛依市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国办发〔2000〕19号）、民政部《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民发〔2005〕170号）、自治区《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新民发〔2009〕52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立，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国家机关除外）和公民，利用非国家财政性资金在本市兴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和弃婴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服务，并取得《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书》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的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以及社会力量采取承包、租赁、合营等与政府合作经营的“公办民营”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享受政策扶持和资金资助：
（一）社会福利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符合建设部、民政部颁发的《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JGJ122-99）、《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J144-2001）。养老服务机构要达到民政部颁发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008-2001），残疾人福利机构要达到民政部颁发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009-2001），儿童福利机构要达到民政部颁发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MZ010-2001）的要求；
（二）通过民政部门的年检；
（三）年度内无严重安全责任事故；
（四）收入应用于弥补各项服务成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用于自身发展，并接受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财务审查。
第四条 对社会力量兴办的福利机构政府给予一次性床位补贴和运营经费补贴。
（一）新建社会福利机构，床位数不少于30张；居室的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双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14平方米；三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18平方米；合居型居室每张床位的使用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按每张床位8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床位补贴。
（二）改扩建社会福利机构，新增床位数不少于20张的，按新增每张床位5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床位补贴。
床位补贴自开办运营一年后，由财政部门分三年，每年按照50%、30%、20%比例拨付。该补贴由市、区财政部门按照50%的比例分别承担。
第五条 按照实际收住人数（限本市户籍）给予社会福利机构的运营补贴由所在区财政部门承担，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20元。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收住困难残疾人、低收入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的，按实际收住人数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
第六条 鼓励金融机构给予社会福利机构贷款支持。
第七条 开办社会福利机构免收有关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八条 对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免缴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和需要接入城市集中供热的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另按建筑面积加收的供热配套费。
第九条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的用水、电、暖、燃气按照居民价格收费（生产经营性的除外）。物业费（指包含电梯在内的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公共用电、清洁卫生费、绿化养护费、提供机动车停放、装修垃圾清运的服务费用）按照年发生额的10%由福利机构所在区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十条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对受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捐赠人没有明确使用意愿的，应当用于改善设施设备和服务对象的生活，对捐赠额占项目投资三分之一以上者，该设施（项目）可以其名字命名（国家规定不能命名的除外）。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应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第十一条 对具备开展对外医疗、康复服务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应按有关医疗机构管理规定给予审批。
福利机构所办的医疗机构已取得执业许可证并申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经劳动保障部门审查合格后可纳入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福利机构收养人员中已参保人员，在福利机构所办且被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
第十二条 就业优惠。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中收住的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成年残疾人，残联和劳动保障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优先推荐其就业。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从业人员参加本市规定、符合补贴范围的职业培训，劳动保障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第十三条 税收减免和优惠。对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涉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接受公益性捐赠以及持《再就业优惠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社会福利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新招用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收养“三无”老人费用。各区民政部门对辖区内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收住的“三无”对象进行严格审核后，与政府办社会福利机构收住“三无对象”合并编报，在部门预算中向各区财政申请专项经费补助，按有关标准支付其生活、照料服务等费用。
第十五条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和“公办民营”社会福利机构应向主管民政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申请书》；
（二）《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或《养老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合伙、个体）登记证书》副本；
（三）年检报告书；
（四）与服务对象的有效合同或协议、服务满意率自查报告（包括调查时间、调查范围、调查方式、实施人员、调查结果及调查的相关材料）；
（五）民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新建的社会福利机构申请资助应于建成运营满一年后向主管民政部门申报；已营运的社会福利机构申请资助应于每年年底向主管民政部门申报。
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对福利机构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福利机构进行实地核查，核实内容包括年度服务量、服务收费项目税务发票、入住人员清单和入院时间证明等材料。
第十八条 实地核查后，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及其他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评审委员会，负责资助事宜的评审，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资助。
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应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管理工作。各区民政部门应将本辖区年度资助社会福利机构情况报上一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除按本办法享受优惠政策外，符合《克拉玛依市鼓励投资促进重点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新克政发〔2010〕1号）的还可享受该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