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
（2010年11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9号公布,根据2012年2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15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保障乘客安全，规范本市客运市场秩序，制止车辆非法客运行为，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条例》、《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类机动车、非机动车非法客运的查处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管理部门）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车辆非法客运查处的管理；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崇明等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车辆非法客运查处的管理。
市和区、县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以下统称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按照规定职责，负责本辖区范围内车辆非法客运的监督检查。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非法客运的车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一般禁止规定）
未取得营业性客运证件的汽车不得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
摩托车、各类非机动车不得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
三轮非机动车不得加装座位等客运设施。
第五条（禁止假冒客运出租汽车）
除客运出租汽车外，其他汽车不得喷涂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颜色，不得安装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营运标识和设施。
第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退出营业规定）
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报废或者更新时，经营者应当清除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颜色、专用营运标识和设施，并在车辆报废或者更新后5日内，向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运证件注销手续。
第七条（招揽行为）
除营业性客运汽车驾驶员外，其他人员不得在机场、车站、港口、医院、商业网点、旅游集散点以及道路等公共场所招揽乘客。
第八条（专用候客区域）
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或者区、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机场、车站、港口、医院、商业网点、旅游集散点以及道路等公共场所划定客运出租汽车专用候客区域。客运出租汽车应当在专用候客区域内候客，其他车辆不得在专用候客区域内停靠。
第九条（监督检查）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加强对车辆非法客运的监督检查，并建立相应的监管档案。对机场、车站、港口、医院、商业网点、旅游集散点以及道路等公共场所，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加大对车辆非法客运的查处力度。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配合管理部门的检查，并提供相关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挠。
第十条（社会举报机制）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设立举报车辆非法客运的专用电话，并向社会公布。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开展调查，并在一个月内将查处车辆非法客运的有关情况反馈举报人。
第十一条（证据采集）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查处车辆非法客运时，现场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并依法收集相关的证据。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工作人员不得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收集车辆非法客运的证据。采用上述方式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查处车辆非法客运的依据。
第十二条（违反一般禁止规定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非法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非法客运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检查，收集有关证据后，将案件材料移送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三轮非机动车加装座位等客运设施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假冒客运出租汽车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喷涂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颜色、安装顶灯或者安装计价器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喷涂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颜色、安装顶灯和安装计价器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汽车上路行驶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涉及使用伪造、变造的客运出租汽车专用牌照、营运证件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违反退出营业规定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以每辆车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清除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身颜色、专用营运标识或者专用营运设施的；
（二）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营运证件注销手续的。
第十五条（招揽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规定，营业性客运汽车驾驶员以外的人员在机场、车站、港口、医院、商业网点、旅游集散点以及道路等公共场所招揽乘客的，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招揽乘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六条（违反专用候客区域规定的处理）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非客运出租汽车在客运出租汽车专用候客区域内停靠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收费搭载乘客行为的处理）
未取得营业性客运证件的汽车驾驶员有收费搭载乘客行为，第一次被发现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予以记录，不予处罚；第二次被发现的，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予以教育并记录，不予处罚；第三次被发现的，可以认定为以营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客运活动，由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暂扣车辆的处理）
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交通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对非法客运的车辆予以暂扣，并通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
被暂扣的车辆达到报废条件的，依法予以报废。
按期接受处理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及时归还暂扣车辆；逾期不接受处理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可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公告后，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可将暂扣车辆依法予以拍卖。拍卖所得扣除拍卖费用、罚款数额后尚有余款的，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
第十九条（行政处罚的委托）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处罚的，市或者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案件移送）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查处车辆非法客运时，发现有违反税务、环保、规费收缴、道路交通安全、客运经营等有关规定的行为，但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相关管理部门，由相关管理部门及时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妨碍公务的处理）
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车辆非法客运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围堵、伤害执法人员的；
（二）抢夺暂扣的非法客运车辆的；
（三）暴力破坏执法设施、执法车辆的；
（四）其他暴力抗拒执法的。
第二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06年6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0号公布的《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同时废止。
近年来，经济繁荣带动公民意识的快速苏醒，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司法制度特别受关注的时代。随着微博、博客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并盛行，越来越多案件在新兴媒体上被广泛传播，随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与追踪报道，社会各界在媒体上竞相参与、发表评论，无数民众参加了网络、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的讨论，逐步形成巨大的舆论声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判决，例如著名的彭宇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数月前在微博上被高度关注的上海“蟹妈”案，一方当事人便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不断通过微博公布案件进展、所掌握的案件信息、个人诉求等，通过多位知名律师的转发及评论，案件全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当事人随时更新案件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法检系统的悄无声息，在无可映证的一面之辞下，当事人公布的信息形成一面倒的舆论局势，招致社会各界对法检系统的强烈不满，充分暴露了在新兴媒体形式下法检系统的应对不足，影响了司法公信力、权威性。
一、当前形势下司法与媒体的冲突关系
纵观近年来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实践与理论，目前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媒体监督有抵触情绪，认为媒体介入是找茬、挑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媒体报道，应当公开审判的没有真正公开或公开不够，这使媒体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这些认识与做法和当前强调的司法公开、舆论监督不相协调，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
其次，媒体监督存在范围狭窄、内容不客观等问题。目前，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个案和极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等涉及很少。在报道内容上，部分媒体出于发行量和经济利益、迎合大众心理的考虑，或者在事实的选取上存在片面、不经证实的问题，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与事实出入很大，或者使用主观、煽动、倾向性的语言对个别案件加以评论，或者对问题的揭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小问题无限放大，人为制造影响，追求新闻刺激性。现实存在的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被强化甚至夸大,司法体制与法官被认为急需接受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监督”。此外，媒体在报道中常常冠以“学者评论”、“专家评论”、“律师说法”之类的“权威评价”，以引导舆论的价值取向。一旦案件审判结果与“权威评价”相左，公众在其舆论误导下就容易对法院的司法权威产生怀疑。这些媒体报道不仅干扰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而且使当事人遭受名誉上的侵害，对媒体监督自身形象也造成了很大破坏。
再次，由于我国媒体监督的机制尚未健全，加之目前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司法体制抗干扰能力弱，媒体监督极易演变成媒体介入审判，妨碍独立审判权，造成司法不公。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受到诸多权力挤压的权力机构。法官在作出判决时,不仅依靠证据与法律规范,还要在上级领导、人大、行政机关的意见及民心所向之间作出平衡,以求判决能为各方接受,同时亦不能过于违背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职业操守。司法本难以独立,而媒体的报道又提高了案件的曝光度,并带来各种力量对审判的介入,从而加大了法官的决策难度。媒体报道不但增加了法官更大的责任风险,而且使得已处处受制的司法机关又增添一层牵制与顾虑,媒体所带来的“舆论监督”也就成为妨碍司法独立的又一重要因素。媒体在行使监督权时，由于并不了解专业法律知识和司法逻辑推理，不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而是仅仅从道德、情感的角度来判断，极易对司法施加不恰当的影响。简单的是非判断、强烈的愤怒情绪和狂热的道德激情往往淹没了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对法律规则的尊重，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形成巨大的舆论风潮，使得司法机关在做出裁判时也不得不考虑对抗舆论的巨大压力，从而无法依照正常的法律思维逻辑公正审判。有的媒体报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乱加评论，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客观的事实报道，也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破坏其独立性和理性。舆论干扰司法，其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法律权威性遭受损害，最终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的信仰，至此，司法作为维系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阀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现在有些案件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再诉诸正常司法途径反映并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媒体，期冀于通过舆论压力干预审判进程、影响判决结果，实现其诉讼利益，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二、司法与媒体的协调关系
虽然目前我国的司法与媒体两者关系处于紧张、不和谐状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监督司法是民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公开审判的需要，司法公正的需要和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媒体与司法的终极价值是近乎一致的，司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媒体则是通过社会舆论层面追求道德公正，二者实现公正的方式虽有所不同，其深层目的均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媒体监督司法，通过对案件审理过程的报道和裁判结果的关注，揭开了司法的神秘面纱，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需求，普及了法律意识。尤其是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中经常反映了民众对具体案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参与意识，体现了我国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以及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发展进程。
媒体监督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体现在监督审判活动中。媒体作为公民舆论监督权的重要表现，对于司法审判的适度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媒体对有些涉及权力部门或地方豪强的个案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维护司法公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案件的公开讨论和广泛传播有助于减少司法审判被非法干预的可能性，增强法官抵制干预的力量。当法官违背内心真实判断，违法作出裁决，媒体言论也可以起到制约作用。媒体对案件审理情况和过程进行的客观报道，可以遏制庭审不规范现象，促进审判人员不断提升办案水准、完善审判程序。媒体对诉讼结果所作的社会评价以及反映的民众评价，可以促进再审等救济程序的提起。自由的媒体言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司法体制的缺陷。
三、新媒体形势下构建司法与媒体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微博、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司法与媒体之间冲突而复杂的关系更加突出。新兴媒体时代是全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时代，是民众话语主导权的时代。在新兴媒体上，一方面虚假信息满天飞，任意宣泄质疑、悲愤等种种被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受众呈现出年轻化、平民化、高学历化等特征，新媒体时代的网民更加具有理性与反思精神，富于激情和担当，对社会不公现象反应更加强烈，对司法审判高度关注。总体而言，新的媒体形势对司法工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媒体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可以在更高层面以更大的规模、采取更加丰富的方式，宣传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服务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中创造的业绩；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空前时效性、高度互动性、海量存储性等特点，任何具有争议的案件，一旦触及社会和民众的神经，必将引发喧然大波，造成的社会影响将更为广泛，负面效果更难消除，强大的网络民意压力也必将对司法审判工作产生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此外，由于我国对境外媒体的管理日益放开，某些外媒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是在敌对势力的操纵、策划下，利用一些司法个案大肆炒作，将个别问题扩大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对我国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恶意攻击，这些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如何构建司法与媒体的和谐关系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同时实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媒体、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面对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强大的网络民意，解决司法与媒体间冲突、构建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和谐关系，媒体首先应规范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监督水平及职业化程度，提升媒体工作者的素质，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从以评论为基础的社论习惯转向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尤其是批评性报道，应当尽力去揭示问题；其次，应注意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推动立法进程，实现司法公正，而不是贬低法律的作用和效果，降低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与此同时，司法机关首先应该学习的是包容，包容质疑、批评等。网络舆论不是洪水猛兽，微博也不是恐怖雷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号施令或批评网友，以宣教式的方式回复质疑，只会招致更大、更猛烈的“网络暴力”。只要对公众以诚相待、耐心解释，及时改正错误，公众也会报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其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应给予媒体以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对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予以过多限制与追究。
正确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
司法部门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案件真相或诉讼进展，增进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尤其是网络关注度高、民意舆论集中的案件，应主动迅速公开案件进展，主动维护民众知情权、接受舆论监督，针对民众呼声高的疑问进行互动解答，通过报道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供媒体自由查阅，以便媒体正确报道，避免因无法接近真相而导致的猜测和主观性评价。一旦出现不实报道，要以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力地予以反驳与澄清，通过客观的宣传等形式及时向公众通报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削弱群众对司法不信任的不良影响。
（二）制定媒体监督司法的法律规范，将媒体监督司法活动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中来，切实保障媒体监督权的实现。
在设置这些法律体制时，应对媒体采用“保护为主、限制为辅”的原则，为媒体拓宽空间，使其享有的言论自由能最大限度得以实现，最大限度满足媒体与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应明确媒体的权利义务，避免监督不当。媒体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制订若干的强制性规范,逐步完善新闻从业者的行业自律规则。
（三）强化对媒体工作者专门化、专业化培训机制。
加强对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工作者在法律专业知识、司法运作过程、审判规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政策观念，使之摆脱业外感性局限，加深法律理性修养，为司法与媒体相互契合、良性运作搭建平台。媒体在报道时应遵循几项原则：一是客观、真实、公正。客观，就是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任意夸大事实；真实，就是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公正，就是对案件的报道要不偏不倚，兼顾双方当事人情况，保障双方权利，不能有倾向性；二是保持案件报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根据诉讼进程对发生的变化进行全面及时的报道；三是树立“无罪推定”的法律意识，防止预先归罪、滥下结论的报道；四是要注意评论案件的时间和范围。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发表评论在时间上应受到一定限制。立案前、结案后，均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自由发表意见和评论，法院不应干涉。但立案后、结案前，一般不应对案件的实体问题随意发表评论，此时的评论应当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追究枉法者的责任，以保障司法公正。五是在案件报道和评论时，应尊重他人权利，不得侵犯监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得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者审判人员进行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
（四）建立不当监督处罚机制。
为了防止媒体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媒体有权报道和评论审判活动，但如果报道失误，媒体应承担相关责任。鉴于我国新闻监督责任不明的情况，建议在新闻监督立法时，对新闻媒体滥用自由权损害司法公正的行为确立制裁性的法律制度，以维护法律权威并保障司法权力不受侵害。
（五）开拓司法宣传新途径、创新宣传方式。
当前形势下，尽管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新格局，但公众通过微博等互动媒体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而目前各级司法机关主要采取的诸如召开新闻发布会、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发布裁判文书等单向宣传形式，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沟通与交流，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公众激增的需求，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已成必然之势。为此，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等各级法院已开通微博，实时发布审判信息，针对新出台的法律规范进行解读，及时解答博友疑问，受到公众广泛好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专门调研肇庆政法微博后也批示要求在全省政法系统推广，现已形成完整的政法微博网络问政的工作机制。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微博上实名亮相，通过对本地区高度关注的“史文才”案及时披露案情进展，公布执行新动态等方式，开创与民众良好互动的新局面。另有部分法官虽然是以其个人名义开通的微博，但其在日常生活感悟之外发布的对审判工作的一些想法、评论，通过个案向“粉丝”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及维权方法等，这种有血有肉的、非官方化的微博不仅拉近了民众与法官的距离，洗刷了法官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负面形象，使得民众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近距离了解到法官工作的艰辛与不易，而且，非正式化、程式化、结合个案的普法更容易为民众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及反响。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