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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计划生育技术管理工作条例（试行）

1983年12月15日，卫生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技术工作是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做好计划生育技术工作，有效地落实节育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保护人民健康，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民族繁荣。
第二条 计划生育技术工作，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指导育龄夫妇有计划地生育、节育、优生。必须贯彻避孕为主的方针，推广综合节育措施。努力提高节育效果，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保护受术者的安全与健康。
第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一）宣传节育、优生的科学知识，进行避孕技术指导；
（二）开展节育手术和有关业务；
（三）防治和鉴定节育手术并发症；
（四）组织业务培训考核和技术交流；
（五）进行节育方法、优生调查等临床科学研究工作。

第二章 机构设置及分工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计划生育技术工作的领导，设立相应的机构或专人进行管理。要组织和发挥各级计划生育科技、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各级综合医院、医学院校等有关单位的力量，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工作。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站的管理，使之成为该地区专业技术的指导中心。
第六条 县及县以上医院、妇幼保健院（所）设计划生育科。暂时无条件设立计划生育科的，可先在妇产科、外科（泌尿科）中按比例设置计划生育床位，配有专职计划生育医务人员，开展计划生育咨询门诊和各项节育手术，以及手术并发症的诊断和防治等。有条件的要开展计划生育科研及遗传优生等咨询工作，并负责对基层有关医务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第七条 人民公社（乡）卫生院、城市街道医院要有专职或兼职计划生育医务人员，条件具备者也可设计划生育组，承担全公社、街道的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任务。可根据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经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二至五项节育手术。（放、取宫内节育器，男、女结扎，人工流产）
生产大队由乡村医生、赤脚医生负责指导育龄夫妇落实节育措施，发送避孕药具。
第八条 部队、企事业系统和单位的卫生处、职工医院、卫生所、保健站（或医务室）根据条件设立计划生育科、组或专人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
第九条 建立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指导组是由当地有经验的节育技术和有关科的医务人员组成，并有卫生行政、计划生育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的不脱产的业务组织。是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开展节育技术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其主要任务：（1）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经验；（2）对节育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对计划生育技术进行指导和监督；（3）负责手术并发症的会诊、危重病例的抢救，以及差错事故的鉴定等工作；（4）编写、审定有关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资料等。

第三章 队伍建设
第十条 计划生育技术工作，主要由各级医疗保健部门的计划生育科、妇产科、外科（泌尿科）、妇幼保健组及其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医务人员承担。人员要保持稳定，做到队伍专业化。从事节育技术工作的中、初级医务人员必须经过本专业的培训考核，合格者方能从事这项工作。
第十一条 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的专业人员考核和晋升，应根据（83）卫人字128号文件《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考核标准》执行。
第十二条 对计划生育技术人员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医德教育，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技术上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实行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对工作积极，责任心强，技术好，认真做宣传指导，工作有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予以鼓励；对违犯《节育手术常规》操作造成严重事故的，要区别情况进行批评教育，情节恶劣者，应严肃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

第四章 质量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医疗保健单位要加强计划生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指导工作，因人因地制宜，指导育龄夫妇落实安全有效的节育措施。
第十四条 在计划生育技术工作中，要贯彻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严格执行《节育手术常规》，保证手术质量，做好手术后随访观察，减少和防止并发症发生，确保受术者的安全与健康。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如宣教、门诊登记、手术记录、差错事故、咨询登记、出入院、转诊、会诊、抢救、随访、病历管理、考核及奖惩和业务学习等，以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
第十五条 临床使用或推行计划生育的新药、新技术必须根据国务院国发（1978）154号文批转的《药政管理条例（试行）》和（79）卫药字第278号文精神，由省、市卫生厅、局或国家有关部门技术鉴定，卫生部批准。
第十六条 各省、市、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制定节育手术差错事故及死亡登记报告制度。发生事故和死亡时要及时处理，并向上级报告。县及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或医疗单位，负责事故鉴定。对死亡病例要组织讨论，做好死因分析。
第十七条 对节育手术并发症的处理，应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由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组织本地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的医生会诊、转诊、鉴定及治疗等工作，并做好登记、记录和病案管理。凡确诊为并发症的病人，应在指定的医疗单位进行治疗，其治疗费用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应做好节育手术数量和质量的统计工作。除填报全国统一报表外，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必要的统计报表，为改进和提高工作积累资料。
第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与同级计划生育部门密切配合，主动掌握计划生育的基本情况，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节育率、人流率和各种节育措施的比例等，进一步做好技术指导工作。
第二十条 计划生育技术机构和专业人员，应注意收集计划生育科技情报，了解国内外新技术、新动向，结合临床需要开展应用科研，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不断提高节育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章 其 它
第二十一条 医疗保健单位应按时做好本单位避孕药具的需求计划，要及时掌握和处理使用中发生的特殊情况。
第二十二条 县及县以上医疗保健单位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所需的业务经费，应分别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解决。有困难的公社医疗卫生单位，按（83）国计生委字第6号通知规定，由县以上计划生育部门补充添置必需的小型计划生育专用手术器械，其购置费由计划生育事业费开支。
第二十三条 节育手术后的休假期限，应根据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签发的《节育手术常规》中有关各种节育手术后假期的建议执行。各省、市、自治区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补充意见，在本地区统一执行。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林 岩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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